古时侯的“党”与今天所谓的政党概念不同。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古时的党是小部分的利益。说它小，是因为它只代表一个小团体，小的只有几个人，多的也就是几十人罢了。

《尚书》说：“不偏不倚，王道荡荡”。意思是再明白不过了。朋党的特点很明确，一是偏，二是倚。反正是不正就是了。《中庸》的本义是不偏不倚，所以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朋党看来还真不是个好东西。

然后，道理虽是明白，要做到防止朋党，任用良臣之间的团结共心，齐心协力却不是件容易的事。什么人是朋党，什么人是良臣，什么样的良臣是“同明相照，同类相求”。其实真的很难辨明。古语道：“大奸似忠”。古代的君王看错眼，杀错人，任奸为能，任斜为正的事大有人在。古代能以中庸之道，达到致治之极的天子难到就没有了吗？

答案是肯定的。欧阳文忠公在他的《朋党论》中就举出了舜帝这个例子。说起舜帝，真是让后人无不感佩，无不赞叹称颂之。舜治理天下的时代，共工、驩兜和鲧四人并称为“四凶”。有道是“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舜能分清“四凶”是小人之朋，就去掉了他们，而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是同道，舜就重用他们。于是舜的天下达到大治。

汉代时有党锢之禁。唐代后期有牛李党争。正是东汉有了党争，于是有了黄巾之乱。唐代正是有了党争，加速了唐代的灭亡。原本还是一个上下有序，治理有度的朝廷，有党争，就很快出现了衰象。君不见，一边是清者自清的王安石，另一边是刚正不阿的司马光。双方只是由于意气之争。把一个本来生气十足的大宋朝廷搞得是相互攻讦，乌烟瘴气。荆公和司马光都没有笑到最后，倒是让奸臣蔡京掌握了大权。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到遥远的北国，究其原因，就是他们的先人宋神宗姑息了朋党相争所造成的恶果啊。

唐昭宗是误把清流看成朋党，说什么“此辈清流，可投浊流”。不是昏君又能是谁呢？把大知识分子，大学问家看成他们的心腹之患，切肤之痛，而必以此令人发指之恨毒手段以逞其心，以泄其忿！唐王朝先世所积累的福泽于此也就耗尽了。明代的前朝有明成祖朱棣在靖康之难中大肆把江南的清流当作朋党来杀戳，后期又有天启等帝借宦官之手，把东林党人当成奸党来诛杀。有着200多万精兵强将的大明立时轰然倒下。天子不察，乱兴朋党之戳，其速亡罪恶之源也。

君子不党！结党则离心离德，结党则遗害社稷。自视清流，无端被别人看作朋党，则自身清誉不保，身家俱无存全之望矣。

君子欲自立于世，可不戒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