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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颁五经正义
2022-02-18

唐朝统一天下之后,“文治”成了当务之急。“锐意经术”的唐太宗,看到儒经文字五花八门,经义师说繁杂而且见解多有分歧,颇不利于政治上的一统。于是命令颜师古统一经典文字,成“五经定本”。贞观十二年(638年),孔颖达升迁国子监祭酒,总管“六学”训导之政令,唐太宗便命孔颖达来主持统一经典章句的义疏。孔颖达与马嘉运、颜师古、杨士勋、贾公彦、司马才、王德韶、朱长才、朱子奢等多人,参酌南北经义之歧见,以南学为主,成《五经义赞》。编好以后,献给太宗。唐太宗目睹装潢精美、内容丰富的皇皇巨著,大为高兴,下诏褒奖说:“众位爱卿博览古今,对前代典籍悉心考证。经义明理完备,都符合圣人的思想,你们真是建立了不朽的功业啊!”不过,对《五经义赞》之名,唐太宗不太满意,于是下诏改为《五经正义》,并将它交付国子监,作为试用教材。


在修订过程中,孔颖达对前辈权威和自己的老师,也决不盲从。刘焯、刘炫,为孔颖达素所敬仰,但是,他又常常指出二人恃才傲物、好非毁先贤、穿凿附会、自立新说的毛病。如刘焯的《尚书》义疏常常故弄玄虚,求险探深,孔颖达批评他们有“非险而更为险,无义而更生义”,就像在平缓的河流中平掀怒浪,在静止的树梢上更震狂飙,实在是无益的游戏,反使教学者更生疑窦。刘炫的《尚书》义疏依焯疏删繁就简,但义理过简,文辞太华,文胜于质,也不足以作为后生典范。刘炫的《春秋左传》义疏,孔颖达在称赞之余,也不忽略其“一意在矜伐,性好非毁”的弊病,以谓刘疏聪惠辩博无人可比,但是发明义理造诣不高。对于其他各家取作底本的义疏,孔颖达也都每每指陈疵暇,各论得失,从而保证了《五经正义》的质量。


《五经正义》一书是孔颖达一生治学的结晶,它统一并发展了儒学,统一了儒家经典的文字和注释,增强了儒学的统一性和凝聚力。这部书不仅使儒学“今文、古文之争、各宗派之争,南学、北学之争及郑学、王学之争自然熄灭,使东汉以来的纷纭矛盾的师说统一,异端邪说一扫而空。”而且也将孔颖达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教育思想及学术观点在注疏中都作了明确的阐述。


唐太宗吸收了《五经正义》中的精华部分,尊法礼,施仁政,提倡儒学,发展教育,使中国经济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政治稳定清明,文化进步繁荣,民族关系协调,开创了历史上著名的“贞观之治”,文治和武功都达到空前的盛况。


完成了《五经正义》后,孔颖达已十分疲倦,上表请求退休。恰在这时,曾参与《周易正义》修撰的马嘉运摘取《五经正义》中的疏漏之处,大做文章,常常揪住一点瑕疵便出言诋毁。贞观十六年,唐太宗令孔颖达组织人马重加审订。审定工作异常缓慢,直到贞观二十二年(648年)也未能完成,七十五岁的孔颖达带着遗憾,离开了人间,审定正义的工作一直到唐高宗永徽四年(653年)才告结束,前后经历十二年。高宗诏令颁《五经正义》于天下,成为历年明经考试的统一教本。


孔颖达死后,唐太宗许他陪葬昭陵,作为一个纯粹的儒者,得以永远陪伴在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明君身边,在天有知,孔颖达亦可无憾于九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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