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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义理性格
2022-02-25

 <大学>原为《五经》中《礼记》四十九篇的第四十二篇。在汉、唐时代未受重视,至唐韩愈在《原道》中引用<大学>章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来引证儒家道统,始被注意。张横渠也曾推许<大学>是出于圣门;又二程亦表彰<大学>、<中庸>二文。此后,<大学>、<中庸>常并称;迨至南宋朱子从《礼记》抽取<大学>和<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辑成《四子书》又名《四书》,为之分章注释,重订<大学>章句,加上<格致补传>,并订<大学>为《四书》首卷,视为学者入德之门,使之有独立地位;自此以后,士林推重,《四书》受元、明、清君主推崇,定为科举首业。一跃成为儒家必读经典,地位更超越五经,影响甚深。 

      关于《礼记·大学》成书时代,由清人至近代学者,考究甚详,然争议亦多。现根据劳思光、徐复观及岑溢成诸先生的分析,综合如下: 所谓《礼记》,根本为编辑而成之书,其资料来源先后不一;其时代则最早在河间献王时,究竟河间献王所献之《礼记》,乃何时期之作品,亦不能定。至大小二戴编选、马融补足等过程中,保有旧记若干,尤不能知;是否掺杂编补者自作之文,亦未可定。 所记之文,甚至对伪托之各篇作者——如周公作<月令>,曾子作<大学>,子思作<中庸>,公孙尼子作<缁衣>等等,皆以为确然。于是不仅孔颖达尊此书为经。 “《礼记》在西汉时编辑成书, 书中各篇作者不祥。汉儒郑玄曾指出其中四篇作者,也许是传闻或臆测”,至今<大学>古本作者亦无从考订,仍阙疑。现从大学的内容分析,其常引先秦文献, 行文流畅,系统一统,结构清晰;因此推断<大学>的作者是个熟读先秦文献、系统性强、重视儒家心学,并且发扬儒家内圣外王理想的佚名隐士。 

      至于《大学》的成书时代,徐先生从文献的内容考究,他认为: 欲解决《大学》成篇的时代问题,我觉得应先从“大学”一词的本身加以考察。在《诗》、《书》、《易》、《仪礼》、《周礼》、《左传》、《国语》、《论语》、《老子》、《墨子》、《孟子》、《庄子》等重要典籍中,皆不见有“大学”的名词。 从先秦多部文献的考查,皆不见有“大学”这个名称,相信在先秦时尚未有“大学”这个名称。至于《吕氏春秋》<十二纪>已有与“小学”相对之“大学”,……不称大学而称之为“学”乃说明大学之观念尚未形成。所以“大学”此观念在秦代尚未流行。 

直到《礼记》的出现,始见有“大学”这个名称。徐先生亦谓: 

      正式提出“大学”名称的,在《礼记》中除<大学>外,计有<祭仪>、<王制>、<学记>及《大戴记》之<保傅篇>。<保傅篇>取自贾谊上书,……<王制>乃汉文帝令当时博士所编。……<祭仪>亦成于西汉儒生之手。“大学”或“太学”的观念,乃西汉初年才流行的观念。 综合上述诸家文献考据,“大学”这名胜在西汉之文献中,广为人用,故大学或太学是西汉前流行的观念。并且,《大学》成篇于战国晚期至西汉前,或者详尽一点,在《尔雅》出之前、汉武帝前。作者不祥。 

       至于<大学>单行本时代问题,过往学者认为:“宋司马光作《大学广义》一卷,及<致知在格物论>一篇,而<大学>始有单行本”。 在宋朝司马光撰《大学广义》及<致知在格物论>二文后,《大学》才开始独立成书。 

       但依《张载集》记载,“学者信书,且须信《论语》、《孟子》。《诗》、《书》无舛杂。《礼》虽杂出诸儒,亦若害义处,如<中庸>、<大学>出于圣门,无可疑者。”横渠认为《礼记》虽然是杂书,然而,<中庸>与<大学>却是继承儒家系统的文献;同时视为《礼记》的篇章。所以<大学>尚未有单行本;而且据岑溢成的考据,<大学>由于朱子编订《四子书》后,才开始有单行本。 

        据朱子辑录二先生语:“<大学>乃孔氏遗书,须从此学则不差。”从而可知二程认为<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或孔门一系的后学所写的文献。程伊川又谓“《礼记》言‘克明峻德;顾是天之明命,皆自明也。’皆由于明也。”《礼记》所记载“克明峻德;顾是天之明命,皆自明也。”此句本是<大学>内文,程伊川视此句为《礼记》所言,即在北宋时期<大学>仍然未成单行本。 

       <大学>篇章虽然未成书本,地位已相当高,《二程遗书》又记载程伊川答门人语录谓“棣初见先生问:初学如何?曰入德之门,无如<大学>。今之学者,赖有此一篇书存,其他莫如《论》、《孟》。” 

       <大学>原是《礼记》的一篇,初不受重视。最先标举此文,视之为有代表性的儒家典籍是韩愈;程伊川因此赞许韩氏有卓识。现推断的结论是,在北宋<大学>得到司马光作《大学广义》注解、横渠推许及程伊川的大力表彰,使<大学>普遍受到儒者重视;及至南宋,朱子于孝宗淳熙(1174-1189)时编订《四书章句集注》,<大学>才真正单行,逐渐成为儒家的根本典籍。另一方面,岑先生认为“元仁宗以后,《四书》及《四书章句集注》被定为科举首业,<大学>更进一步随《四书》成为各学校的基本教材,更成为每个读书人的必读书。”至元代仁宗之后,《四书》被官方定为应考必读之书;在此历史机缘下,《四书》被发展为普遍教材,广泛地为士人所读诵,加速了《四书》的流行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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