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真道是金初在中国北方相继兴起的三个新道派之一。它与原有的道教旧派有显著的不同。三教合一的思想六朝以后，三教合一论逐渐成为思想界的主要潮流，儒、释、道三家，不时有头面人物出来打此旗帜，以推行其学说。王嚞在创立全真教时，也宣扬三教合一的思想作为创教的宗旨。他在山东文登等地所建立的五个会，皆冠以“三教”二字。传教时，又劝人诵读佛教《般若心经》、道教《道德经》《清静经》及儒家《孝经》。在他的言论、著作中，三教合一论更是俯拾皆是。如在《金关玉锁诀》中说：“三教者，如鼎三足，……不离真道也。喻曰：似一根树生三枝也。”在《示学道人》诗中说：“心中端正莫生邪，三教搜来做一家。义理显时何有界？妙玄通后更无加。”又有诗云：“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在《答战公问先释后道》中称：“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他的这种思想亦为其弟子所接受，而加以广泛宣传。如马钰有诗劝僧道合同，勿相诽谤，其《赠李大乘兼呈净公长老》诗云：“虽有儒生为益友，不成三教不团圆。”《丹阳真人语录》称他“在东牟道上行，僧道往来者，识与不识，必先致拜。”其他弟子也如此。邱处机《磻溪集》卷一有诗云：“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刘处玄《仙乐集》卷三也称“三教归一，弗论道释”。全真道的创建者在教义、教制、教规以及内丹修炼等方面都贯彻三教合一的思想。全真道的教义集中体现于“全真”二字。对此二字有过多种解释，或谓使“真性”保全，或谓使“精气神”三全，或谓个人内修的“真功”与济世利人的“真行”兼备而两全。后者是全真道创建者们十分强调的。他们以“忍辱含垢”为“真功”的重要内容，但为什么要忍辱含垢？则引进了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尹志平的《北游语录》中称：“凡人无故遭人欺罔困辱，甚或杀害，莫非还宿债也。”郝大通弟子王志谨说：“乃至大小喜怒、毁谤、打骂、是非，见面相嫌，皆是前因所结旧冤，现世要还。须当欢喜承受，不敢辩证。承当忍耐，便是还讫。但有争竞，便同抵债不还，积累更深，冤冤重结，永无了期。”⒆他们以“苦己利人”为“真行”，所谓苦己，就是实行绝对的禁欲主义，把生活欲求降到最低限度，实行苦行生活。他们又以履行儒家的伦理纲常为修炼“真功”、“真行”的前提。这是对道教传统的积功累行的修行原则的继承和发展。王嚞教在家修道者尽伦常之道，“与六亲和睦，朋友圆方，宗祖灵祠祭飨频，行孝以序思量”。⒇又谓修炼内丹，必以“忠君王，孝顺父母师资”为首务。马钰入道的《立誓状文》也以“遵依国法为先。”总之，在教制、教规、内丹修炼方面，无不汲取儒、释。可以说，三教合一是全真道立教的主旨，是比其他旧派道教更为鲜明的特征。成仙证真的信仰长生成仙是道教的基本信仰，它是区别于其他宗教的根本标志。全真道的基本信仰也是如此。但是它和旧道派有很大的不同，旧道派大都认为，经过修炼，形、神皆可不死，故其信仰是肉体与精神一起长存，即所谓“白日飞升”。全真道则不然，它在成仙信仰上，不再追求“肉体不死”，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他们认为，人的肉体是要死灭的，人的真性或阳神则可以长存。王嚞谓：“修行须借色身修，莫滞凡躯做本求。假合四般终是坏，真灵一性要开收。”又谓“唯一灵是真，肉身四大是假”。因此他批评肉体长生的追求者，曰：“离凡世者，非身离也，言心地也。……今之人欲永不死而离凡世者，大愚，不达道理也。”刘处玄的《至真语录》亦称：“万形至其百年则身死，其性不死也。”又：“真我者，人之性也，……无形之道也。”“无形之道则真也”。“伪我，则养身之道，则假也。”全真道放弃肉体不死的信念，只追求“真性”解脱和“阳神”升天，虽与旧道教相区别，但却与佛教追求的“涅　”相近似。实际上他们所谓的真性，或叫本来一灵，元神，元性，真心等概念，即源于佛教。既然肉体是要死的，只有“真性”、“阳神”得到解脱后可以长存、升天，因而他们乃视人的肉体为桎梏，意欲其毁灭，以便真性、阳神的早日解脱。所以人们在王嚞及其弟子们的诗文集中，能见到许多破斥肉体、否定人生的言论。邱处机斥肉体为“臭皮囊”和“烂肉”，“一点如如至性，扑入臭皮囊，游魂失道，随波逐浪，万年千载不还乡。”“一团臭肉，千古迷人看不足，万种狂心，六道奔波浮更沉。”“一团脓，三寸气，使作还同傀儡。”谭处端认人体“本是一团腥秽物，涂搽模样巧成魔”。王嚞等又斥人体为“走骨尸”、“骷髅”。曾画骷髅警马钰，又作《叹骷髅》诗。谭处端云：“骷髅骷髅颜貌丑，只为生前恋花酒。”邱处机又谓“子羽潘安，泉下骷髅总一般”。又斥人生为“苦海”、“火宅”，视父子、夫妻亲情为“冤业”。如此等等。全真道还援引禅宗的见性成佛说，宣称只要做好内省功夫，便能顿见真性，超出生死，得到阳神解脱。谭处端称“一念不生，则脱生死”。邱处机称“一念无生即自由”。王嚞进一步宣称：“心忘念虑即超欲界，心忘诸境即超色界，不着空见即超无色界。”他认为这种精神上超出“三界”的人，就像莲根在淤泥而花在虚空，“身在凡而心在圣境”，虽然身居一室之内，却“性满乾坤”，谓之“法身”。“法身者，无形之相也，不空不有，无后无前，不下不高，非短非长，用则无所不通，藏之则昏默无济”。这里所谓的“法身”，大概就是全真道所追求的那个不死的“真性”和“阳神”的形象，但它和佛教所谓的离言绝相的“法身”却十分相似的。先性后命的内丹学说全真道以修习内丹为成仙证真的基本法门，认为道教其他修炼术皆为“区区延年小术”，只有该派所倡的内丹术为“天上大道”。他们的内丹术渊源于钟、吕，以性命双修为基本内容但与道教南宗修持的路线相反，不是先命后性，以修命为主，而是先性后命，以修性为主。王嚞云：“宾者是命，主者是性。”邱处机称：“吾宗惟贵见性，水火配合（指炼气修命——引者注）其次也。”又说该派内丹功是“三分命术，七分性学”。其《大丹直指》所述九节丹功，前三节为命术，后六节为性学。所谓先性后命，大略是教人先收心降念，做对境不染的明心见性功夫，使心定念寂，然后静坐调息，按钟吕派传统内丹法程序，依次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还虚。全真道首领从这种先性后命、以性为主的基本路线出发，有时又宣扬一种以性兼命的丹法，谓只要修性，或直接炼神还虚，即可自然了命。《丹阳真人语录》称，做清净心地工夫，“屏绝万缘，表里清净，久久精专神凝气充，三年不漏下丹结，六年不漏中丹结，九年不漏上丹结，是名三丹圆备，九转功成。”李道纯《中和集》卷二《试金石》分所有丹法为三乘九品，以直接修性而自然了命之法为“最上一乘”之顿法。牧常晁《玄宗直指万法同归》卷二也分丹法为顿、渐二乘，称直接修性者为顿法。很显然，全真道这种先性后命、以性为主、或以性兼命的丹法是受禅宗影响很深的结果，故牧常晁称之为“释氏金仙之道”，可谓一语破的。森严的教制教规全真道倡导道士必须出家住宫观。他们为了贯彻成仙证真的信仰，曾经大力破斥肉体和人生；同样，为了实现出家、建立宫观制度，又宣称家庭、亲情的虚妄。他们称家庭为“牢狱”、“火宅”，称父子夫妻亲情为“金枷玉锁”，教人捐妻舍子，“跳出樊笼”，出家修道。王嚞曰：“儿非儿，女非女，妻室恩情安可取！总是冤家敌面仇，争如勿结前头苦。”“莫骋儿群，休夸女队，与公便是为身害，脂膏刮削苦他人，只还儿女从前债”。谭处端云：“茫茫苦海，逐浪随波，便宜识取抽头。恩爱妻儿，都是宿世冤仇”将“这冤亲系脚绳儿一刀两断。”所以马钰宣称“家”、“道”不能两全，应该及早觉悟，“莫待丰都追帖至，早归物外住云庵”。王嚞立教之初，令出家者须住庵修行，居住条件力求俭朴。《重阳立教十五论》谓：“茅庵草舍，须要遮形，……雕梁峻宇，亦非上士之作为，大殿高堂，岂是道人之活计。”在这期间，全真道士亦仿佛教倡修苦行，王嚞七大弟子皆以头陀式苦行著称。如马钰修道时，每日仅乞食一钵面，并誓死赤足，复不饮水，冬不向火。王处一“曾于沙石中跪而不起，其膝磨烂至骨。山多砺石荆棘，赤脚往来于其中，故世号铁脚云”。邱处机“入磻溪穴居，日乞一食，行则一蓑，虽箪瓢不置也，……昼夜不寐者六年。既而隐陇州龙门山七年，如在磻溪时”。郝大通于赵州桥下趺坐六年，持不语戒，儿童戏触亦不动。“寒暑风雨，不易其处”。全真道初期，还信奉绝对的禁欲主义信条，王嚞把人的七情五欲视为成仙证真的障碍，生死轮回的根由，要人“把七情五欲都消散”，“脱人之壳”而“与天为徒”。邱处机奉答成吉思汗时称：“学道之人，……世人爱处不管，世人住处不住，去声色，以清静为娱；屏滋味，以恬淡为美。……眼见乎色，耳听乎声，口嗜乎味，性逐乎情，则散其气。”而气散则体衰夭亡，死后还要“沉于地为鬼”。王重阳规定：“凡人修道先须依此一十二个字：断酒色财气，攀援爱念，忧愁思虑。”尹志平更进一步规定道徒要尽量减食、省睡、断色欲，宣称“修行之害，食、睡、色三欲为重，多食则多睡，多睡情欲所由生”。随着组织的扩大，特别至元初进入鼎盛以后，原来简朴的草庵，变成雕梁画栋的大殿高堂，宫观又拥有不少的田产，这时乞食苦行的生活恐已难实行。但是宫观的管理制度和清规戒律却随之逐步完善。其制度和规戒，大部仿效佛教，制度之完整和实行的严格，在道教诸派中是首屈一指的。经过王嚞及其弟子们对全真道教义、教规以及理论方术等的全面阐释后，使全真道具有了较新的面貌而屹立于诸道派中，为后来发展为道教两大派之一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