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羊传》又名《公羊传》《公羊春秋》，是专门阐释《春秋》的一部儒家经典。《春秋》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官所编《春秋》加以整理修订而成的，上溯鲁隐公，下及鲁哀公，经鲁国十二君，历二百四十二年。因《春秋》经文言辞隐晦，表达极为简约，却饱含深意，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和“微言大义”，若无注释则难以理解，所以，后人纷纷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为其著文诠释的作品，被称为“传”。据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记载，在此之前阐释《春秋》的共有五家，分别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春秋邹氏传》《春秋夹氏传》，而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时即已失传，后世相传的只有《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即著名的“春秋三传”。“春秋三传”注释《春秋》各有特色，而《春秋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中最着重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一部典籍，也是“春秋三传”中影响最深、贡献最大者。

　　《春秋公羊传》的作者，在《汉书·艺文志》的“春秋”类中，班固笼统地称之为“公羊子”，唐代颜师古《注》认为是公羊高，《四库全书总目》则认为是汉公羊寿，说法不一。关于公羊子，正史上没有发现其他记载。《春秋公羊传》未成书之前，口耳相传，它的传承过程，据东汉何休《春秋公羊解诂·序》唐徐彦《疏》引戴宏《序》说：“子夏传与公羊高，高传与其子平，平传与其子地，地传与其子敢，敢传与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共弟子齐人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意为《春秋公羊传》最早传与孔子的弟子子夏，子夏传与战国时期齐人公羊高……直至汉景帝时，由玄孙公羊寿与其弟子胡毋（子都）一起将《春秋公羊传》著于竹帛。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春秋公羊传注疏》考证，发现《春秋公羊传》中有“子沈子曰”“子司马子曰”“子女子曰”“子北宫子曰”，又有“高子曰”“鲁子曰”，盖皆传授之经师，不尽出于公羊子。并且还有“子公羊子曰”，更是作为不出于公羊高之明证。由此看来，《春秋公羊传》应该是集体创作，最后由公羊寿和他的弟子胡毋（子都）著于竹帛，最终写定成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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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秋公羊传》的体例形式，在东汉以前，经与传分别单行。《汉书·艺文志》分别载《春秋》古经十二篇、十一卷（公羊、谷梁二家）和《公羊传》十一卷。东汉末年何休做《春秋公羊经传解诂》，第一次把经文与传文合在一起，将传附在经文之后，从此《春秋公羊传》延续经传合并的形式。经传合并后，传文采用问答的方式逐句传述《春秋》经文的“微言大义”。《春秋公羊传》与《春秋》起讫时间相同，即始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对这二百四十二年间东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发生的史事做了相应的阐释，按照鲁国隐公、桓公、庄公、闵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襄公、昭公、定公、哀公十二公的顺序编排。《春秋公羊传》与《春秋》经文完全匹配，每句经文后面紧跟传文，传文采用问答的方式，通过层层设问、步步推导的方法，重点围绕《春秋》经文疏通其经义、阐发其大义，层层讲解《春秋》经文是如何“寓褒贬”“制义法”“明是非”的。《春秋公羊传》深明《春秋》大义，独得孔子真传，将《春秋》中的“大一统”等治世理想揭示出来，将《春秋》中孔子不明说的事件，将每一事件中所蕴含的言外之意，寓褒贬的微言，统统在《春秋公羊传》的条分缕析中，皆丝丝入扣地呈现在传文的解释当中。可以说，整本《春秋公羊传》，就是一部思辨的教材。

　　《春秋公羊传》最大的特色就是在层层阐发事情原委的同时申明义理，讲明“微言大义”，与《春秋左传》以记载补充《春秋》未曾述及的历史史实为主不同。因此，皮锡瑞在《经学通论》中云：“《春秋》为后世立法，惟《公羊》能发明斯义。”《春秋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文时不太注重叙述史实而侧重于属辞比事，从文字上寻绎经文书法的区别，探究经文深意的异同，比较、归纳、发掘其义例，从而阐发《春秋》大义。

　　《春秋公羊传》的思想内容十分丰富，这些思想对社会思潮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引领作用，蕴含深厚的文化价值和政治底蕴。

　　孔子在《春秋》中表达了他的“大一统”思想，而《春秋公羊传》则首先突出“大一统”的民族观，并使它成为全书的中心思想。《春秋公羊传》主张尊奉王室，维护统一，阐释孔子在《春秋》中贯穿的“大一统”“拨乱反正”等政治大义，大力彰扬孔子拥戴周天子“天下共主”的立场。这种思想体现了“大一统”学说中的政治统一说，它强调的是周天子在政治地位上的独一无二性。《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首篇曰：“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书一开始就由“王正月”引出“大一统”这个观念。“大一统”的说法便来源于此。原意是说，为什么《春秋》要说“王正月”，是因为它看重周王这个正统。由于《春秋》中处处都在维护这个正统，这层意思贯穿全经，后人便名之曰“大一统”思想。《汉书·王吉传》：“《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实指天下诸侯，所有疆土，全国人民，皆统系于一个政权，而无分裂离析。《春秋公羊传》全书在这个观念统摄下阐释《春秋》义理。

　　《春秋公羊传》还包含有历史变易思想，主张“三世说”，把《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划分为不同的三个发展阶段，认为人类社会是沿着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顺次进化的过程。

　　其他主要的思想内容还有：隐公三年讲“讥世卿”，庄公四年讲“九世复仇”，闵公元年讲“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等。

　　《春秋公羊传》在历史上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显赫的地位。从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发展的历程和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构建的视角来看，《春秋公羊传》是“春秋三传”中影响最大的。公羊学派作为儒家经学中专门研究和传承《春秋公羊传》的一个学派，是今文经内部最重要的一个分支学派。

　　《春秋公羊传》在历史上有两次大的兴盛，一次是在汉代，一次是在清代中晚期。因《春秋公羊传》传孔子《春秋》大义，主张“大一统”思想，符合西汉帝王稳定政权、尊王攘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需要，所以汉代统治阶级建立了统一的封建王朝之后，为了稳定社会、巩固统一，将《春秋公羊传》定为官学经典，成为西汉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据《汉书·儒林传赞》载，汉武帝设立《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其《春秋》经博士只传《春秋公羊传》一家而已，而《春秋左传》《春秋谷梁传》当时还尚未被列为官学。因汉武帝好“公羊学”，董仲舒专治《春秋公羊传》，所著《春秋繁露》，皆言经义，且皆与《春秋公羊传》相合。董仲舒从《春秋公羊传》的立场所阐发宣扬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成为汉代以及其后整个古代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然而两汉时期的经学家们，为了迎合统治者的喜好来博取利禄，把公羊学和谶纬学说结合起来，而且将《春秋公羊传》的章句越讲越繁琐冗长，以至于几十万乃至百万字还不能传达大意。随着东汉末年古文经学的兴盛，以公羊学为代表的今文经学逐渐衰落。

　　公羊学派的重振是在清代中后期。在乾隆年间，学者庄存与著书重提公羊学说，宣扬《春秋》的“微言大义”，标志着“公羊学”的重新崛起。孔广森、刘逢禄、龚自珍、魏源、康有为等，属于清代公羊学派中有影响的人物。公羊学派在晚清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是当时中国学术中的主流学派。鸦片战争爆发前后，龚自珍、魏源打出“公羊学”旗号，探究何休所谓《春秋公羊传》中的“非常异义可怪之论”，借经学议政事、改风俗、思人才、正学术，把“公羊学”研究与经世、救亡、图存的政治目的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近代的公羊学派大多继承龚自珍、魏源的传统。康有为、梁启超等利用“公羊学”的“三世”“托古改制”等学说，作为其维新变法的理论依据，使“公羊学”成为晚清维新变革运动的直接思想武器。

　　总之，《春秋公羊传》注重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主张维护统一、救亡图存、维新变革，倡导走向安康太平，饱含政治合作精神而又深具批判精神。当然《春秋公羊传》在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之时，也难免有不少穿凿附会之处，应理性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