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适（1150-1223），字正则，原籍处州龙泉，曾祖时移居温州瑞安，至其父光祖，“定为永嘉人”。叶适晚年居住今温州市区三角门外水心村，故又称“水心先生”。他是“南宋的进步思想家、爱国政治家和博洽学者”（注：徐规《略论叶适的学术和事功》，见周梦江《叶适年谱》P1，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他集永嘉事功学之大成，与朱熹的道学、陆九渊的心学成鼎足之势，主要的著作有《水心文集》、《水心别集》和《习学纪言序目》等。1961年，中华书局将《文集》、《别集》作了校点，合编成《叶适集》，1978年该局又出版了《习学纪言序目》的校点本，叶适的思想体现在上述著作中。

　　早在1932年，吕振羽先生就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对叶适的哲学、政治思想作了初步的探讨。进入60年代后，国内有许多专家、学者对叶适的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一些专题史著作还对叶适的思想独章论述：如侯外庐先生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下）（人民出版社1960年4月版）第16章“叶适的唯物主义思想及其对哲学遗产的批判”；任继愈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八章“陈亮、叶适的唯物主义思想”及张岱年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64年版）等。吕振羽先生还特地为中华书局辑刊的《叶适集》写了序言——《论叶适思想》，并在《历史研究》（1960年第1－2期）发表。但由于当时受“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的影响，在80年代以前的研究过程中，有些学者往往比较偏激，对叶适的思想基本持否定态度：1963年浙江省历史学会召开了年会，在讨论叶适思想的评价问题时，有人就提出叶适思想的核心是“克己复礼”、“皇极”、“大学”、“中庸”等三个范畴，则为“克己复礼”思想的目的、态度和方法。80年代以后，随着我们国家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研究叶适的学者们以更严谨、公正的态度来探索、剖析叶适这个人物，从不同的角度发表了许多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论文，并有更多的专题史著作论及叶适：如侯外庐、邱汉生、张岂之主编的《宋明理学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冯友兰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陈少峰先生的《中国伦理史》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2月版）及韦政通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台北大林出版社1985年版和贾丰臻先生的《中国理学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82年11月版）等都以较为肯定的态度分析叶适的哲学、伦理学思想。还有胡寄窗先生的《中国经济思想史》（下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10月版）；赵靖先生的《中国经济管理思想史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5月版）等专门对“叶适的经济思想”进行阐述。尤其是温州师院的周梦江先生，他几十年如一日，潜心研究永嘉学派和叶适的生平、思想，先后在《温州师院学报》、《河南大学学报》、《杭州大学学报》等省级以上学术刊物发表研究论文20余篇，并撰写了专著《叶适与永嘉学派》（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7月版），《叶适年谱》（浙江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版）和《叶适评传》（作家出版社1998年2月版），成为全国闻名的叶适研究专家。此外，楼宇烈先生、张义德先生也分别撰写了《叶适评传》（《中国古代著名哲学家评传》续编三，齐鲁书社1982年版；《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版）。所有这一些，把叶适思想的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为了使更多的人了解叶适，研究叶适，拙作主要对80年代以来专家、学者们对叶适思想研究的成果作个概述，以便深入研究。

　　一、关于叶适事功思想的学术渊源及其内涵研究

　　研究叶适的思想，必须追溯其思想的渊源问题。这方面的研究论文主要有周梦江的《叶适的功利思想及其渊源》、《简论南宋时期的永嘉学派》、《洛学与永嘉学派》、《南宋永嘉学派概述》；叶建华的《宋代浙江事功学派述评》、王伦信的《略论叶适思想的学术渊源和地位》；陈国灿的《论南宋浙东事功学派的历史地位》等。

　　关于叶适事功思想的学术渊源，学者们认为是北宋二程的“洛学”，“永嘉学分成两个系统，而这两个系统在来源上都和洛学有直接的联系”（注：王伦信《略论叶适思想的学术渊源和地位》，《浙江学刊》1994年第1期。）。按其学术渊源说，“永嘉学派实出自程颐的洛学”（注：周梦江《洛学与永嘉学派》，《中州学刊》1985年第2期。）。全祖望也曾说：“（洛学）其入浙也，以永嘉周（行己）、刘（安节、安上）、许（景衡）、鲍（若雨）”。（注：《宋元学案》卷29《震泽学案》。）王、周等文中都谈到，永嘉学派虽形成于南宋前期，但源远流长。在北宋中期便有王开祖、林石、丁昌期等在乡里设立书院，教授生徒，到北宋元丰年间（1078-1085），永嘉有周行己、许景衡、刘安节、刘安上、戴述、赵霄、张辉、沈躬行、蒋元中等“永嘉九先生”同游太学，其中周、许、二刘、戴、沈六人亲自向程颐问学，另外三人私淑。以后又有鲍若雨、陈经邦等也问学程颐。他们把洛学引到当时文化气氛尚不浓厚的永嘉。但九先生回到永嘉后，多学无后承，唯有周行己曾任温州州学教授，两度讲学，又筑浮＠①书院，招生学徒，长达8-9年之久，著有《浮＠①集》19卷（现存10卷），对兴起永嘉学术之风起着推动作用。但周本人官职卑小，其学术思想在生前未受到国内及温州学术界的重视，一直湮没无闻。到了南宋初年，“郑景望（伯熊）私淑之，遂以重光”（注：《宋元学案》卷32《周许诸儒学案》。）。尤其是郑之胞弟郑伯英、从弟郑伯谦两进士发扬光大，终使周的学术思想得以流传。

　　永嘉学派的创始人是薛季宣（1134-1172），“从师承和学术渊源而言，薛季宣曾从学于汝阴人袁溉（道洁）”（注：衷尔距《薛季宣、陈傅良哲学思想初探》，《浙江学刊》1994年第1期。），袁是永嘉学派的第二个系统来源，袁又从学于四川薛翁，于是“自元经百氏之下，博弈、小数、方术、兵书无所不通”，成为程门之“别派”；薛季宣尽得袁溉之传，“加以考订千载，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可见薛为程颐再传，但对其学说有所取舍，“自成一家”。全祖望说：“永嘉之学疏远矣，其以程门袁氏之传为别派者，自艮斋文宪公始……其学主礼乐制度，以求见之事功。”（注：《宋元学案》卷52《艮斋学案》。）永嘉学派的发展者是陈傅良（1137-1203），陈曾师事程门重躬行的周行己弟子郑伯熊，又自言“曾问学于薛士隆氏”，后“又解剥《周官》、《左传》、《史记》，变通当世之治，具条画、本末粲如也”（注：《宋元学案》卷53《止斋学案》。）。可见薛、陈都同洛学门派具有师承关系，但他们的思想已逐渐地摆脱了洛学，认为“道存在于形器之中，不能分离”（注：衷尔距《薛季宣、陈傅良哲学思想初探》，《浙江学刊》1994年第1期。）。

　　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是叶适，叶适属薛、陈的晚辈。薛死时，叶适才24岁，没有史料证明叶、薛有师承关系，但他们之间有书信往来已确信无疑，而和陈傅良却有过亲密交往，其为陈傅良写的墓志铭和《祭陈君举中书文》便是佐证。由此可以肯定叶适和袁溉系统的关系是极其密切的，其事功思想主要是受此派的影响，但他对以周行己为代表的第一系统也备加推崇，只不过在具体的评价中有所不同。他认为永嘉学中“必兢省以御物欲者，周行于前，而郑承于后”，其学在于使“今人之心可于古人之心”；“必弥纶以通世变者，薛经其始而陈伟其终也”，其学在于使“古人之治可惜于今人之治”（注：《叶适集》第178页，中华书局1961年版。）。可见，周、郑一派力图保持二程道学的特色，而薛、陈一支却明显表现出脱离二程道学，叶适的事功思想就是在吸收“兢省以御物欲”的同时，进一步发展了“弥纶以通事功”的事功主义，并借鉴、融其他学术思想（吕祖谦、陈亮），将永嘉学派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二、关于叶适的哲学思想研究

　　在叶适的思想体系当中，其哲学思想是最珍贵的，也是最丰富的。它是在摆脱了“关学”和“洛学”的束缚，对朱熹、陆九渊等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基础上形成的。在叶适的哲学思想研究中，学者们形成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值得批判的，代表性的论文有华山的《叶适思想批判》（《山东大学学报》61.4），包遵信的《叶适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从《习学纪言序目》的出版谈起》（《社会科学战线》78.3），尤其是包先生，在文一开始就说：“叶适应用的思想武器是带有狭隘经验论的功利主义，在很多重要理论问题上，与以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相比，叶适不但没有推进唯物主义，反而呈现了一种倒退的倾向”（注：包遵信《叶适思想的评介问题》，《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1期。）。全文几乎对叶适的哲学思想全盘否定；另一种则认为叶适的哲学思想具有强烈的唯物主义色彩，值得肯定和学习，代表性的论文有周梦江先生的《对〈叶适哲学思想的评价问题〉一文的商榷》（《杭州师院学报》88.5）和《叶适哲学思想述评》（人大复印《中国哲学史》90.9），认为叶适的哲学思想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唯物主义自然观。（2）朴素的辩证法思想。（3）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但持肯定态度的学者们也并不否认叶适的认识论带有轻视思辩理论的色彩。他公开反对“月光本无光，以日为光”的道理，认为月亮本身会发光。叶适反对朱熹、陆九渊等人的“心性之学”，自己却又时时滑到唯心主义的泥坑。

　　三、关于叶适的政治、管理思想研究

　　自淳熙五年（1178），叶适进士及第（榜眼），授文林郎、镇江府观察推官，从此走上仕宦生涯，与政治结缘，因此叶适有其一整套政治及其管理的思想。这方面的研究论文有周梦江的《叶适的政治思想》（《河南大学学报》91.1）和汪圣铎的《叶适管理思想研究》（《浙江学刊》1989.4），尤其是周先生的两本专著（《叶适与永嘉学派》、《叶适评传》），对叶适的政治、管理思想进行了较为全面的探讨：（1）国家政治危机在外而不在内”。在对待南宋政治危机问题上，朱熹等道学人士对女真贵族军事集团的侵略视若未睹，偏重于内部问题，而叶适却主张国家的危机在外而不在内，同时他还认为在危机中，赵宋政府内部并未出现过大动乱，南方各族人民和地方势力基本上是拥护政府的，因此坚持主张抗金和收复失地，并主张“守定而后战”。（2）反对“君尊臣卑”的理论。叶适认为君主是政治的主体，从政必须以修德为本，但不同意天理君权和“君尊臣卑”的观点。同时，叶适反对“君主专制”。认为君主应有君王的职责，必须“勒心苦力以奉其民。”（3）集体与分权及管理思想。叶适的分权理论，是通过对宋朝统治弊病的批判得出的，他说：“自苦之所患者，财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自苦之所患者，兵不多也，而今以多为累；自昔之所患者，法度疏阔也，而今以密为累；自昔之所患者，纪纲纷杂也，而今以专为累。”（注：《水心别集》卷10《实谋》。）其中最重要的是纪纲以专为累。叶适分析了宋朝专制统治的发展过程，认为宋朝集权突出表现在军事、财政和官员任用等方面的权利都集中于朝廷和皇帝本人，地方无权。叶适指出纪纲过专带来的弊害首先是边防虚弱，战争失利，为此，叶适提出了适当分权分责的改革主张。在国家管理的其他方面，叶适指出宋时州和路二级均无统一的管理核心，分掌兵财等官员都与朝廷直接发生联系，重要的决策权全部总揽于朝廷，与前代相比，宋朝最为专权，主张改变管理层次的不合理，实行弹性控制，并批评机械地将《周礼》所载管理国家的手段移之于宋代的做法。（4）任人与任法思想。叶适认为由纪纲过专派生而出的是法度过密，其后果是各级官员随机处置权过分减少。“任法不任人”，只见管理制度不见管理者，具体表现为：（1）任法不任人，使人的才能无法发挥，优秀的人才受到妨碍，“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安，其官虽贵也，其人虽贤也，然而非法无决也，非例无行也”（注：《水心别集》卷15《上殿札子》。）。（2）任法不任人，也妨碍了人才的选拔，其时科举比前代细密、复杂，其结果真正的人才难以发现；（3）任法不任人，也使在职官员的升迁受到妨碍，宋朝定下官员考课升黜制度，项目庞杂，评定困难，多流于形式，从出身和资历为据都成习惯。叶适主张改任人不任法为“任人以行法”，“使法不为虚文而人亦因以见其实用。功罪当以赏罚，号令一于观听，简易而信，果敢而行”（注：《水心别集》卷14《新书》。）。（5）力图解决“冗官”与吏胥问题。叶适在“冗官”问题上着重指出“吏胥”的为害，并在《外稿》中予以专章论述，主张从提高吏胥的素质着手，由新进士和任子之应仕者来充任吏胥，建立一支“懂礼义，有节操，少枉法”的新型官僚队伍（注：周梦江《叶适的政治思想》，《河南大学学报》1991年第1期。）。

　　四、关于叶适经济思想研究

　　南宋时期江南一带工商经济繁荣，但思想界却充满着朱熹理学的观点，讳言利是封建士大夫的时髦，轻视工商业成为社会风气。叶适虽然没有专门经济方面的论著，但针对当时的现象，提出了许多珍贵的经济思想。研究这方面的论文，主要有周梦江先生的《叶适的经济思想与宋代商品经济》（《宋史研究论文集》，河北教育出版社89年版），《叶适的经济思想》（《温州师院学报》88.1）。周先生在文中认为叶适的经济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思想。（2）反对过重的“经总制钱”（税收）。（3）反对“井田制”。（4）主张用经济的手段解决“冗兵”问题（注：周梦江《叶适的经济思想》，《温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

　　五、关于叶适的史学思想研究

　　叶适并不是史学家，也没有专门的史学论著，但其对史学的一些论点却极有价值。蔡克骄的《叶适史学思想初探》（《温州师院学报》87.2），周梦江的《试论叶适的史学思想》（《历史教学问题》89.4）都对其史学思想进行探讨，他们一致认为叶适是“六经皆史”的最早提出者。此外，蔡文认为，叶适的史学思想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推崇编年体史书。（2）注重近、现代史的编写。（3）主张以史实为根据，据事直书。（4）强调疑古和考据。

　　六、关于叶适的教育思想研究

　　叶适一生从事教育活动的时间很长，29岁以前一直在永嘉、金华一带教书和游学，步入仕途后，亦曾收徒讲学，退出仕途后，更是致力于讲学和著述，吸引了大批的学子，南宋学者刘宰将其与朱熹、吕祖谦等并称为“大教育家”。因此，叶适有许多关于教育理论和人才培养的新思想。周梦江的《叶适教育思想述论》（《温州师院学报》88.3）、张祖桐的《论叶适的人才观》（《浙江学刊》1986.1）等都对叶适的教育思想进行研究。他们认为，叶适的教育思想：（1）十分强调“教育的重要性”，提出了一整套教育的理论和方法。叶适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的治国安邦的人才。那么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呢？叶适认为最好的手段是通过学校来进行教育，指出人性的善恶并不是先天注定的，可以通过后天的教育加以改变。（2）十分注重学校的学习风气。叶适认为南宋设立的官学虽多，但往往是“养而不取”和“取而不养”，致使官学成为弃材之地，主张对州、县的官学加以整顿（注：张祖桐《论叶适的人才观》，《浙江学刊》1986年第1期。）同时针对太学的教育方法和制度，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意见：一、端正太学学风，改变其追求利禄之陋习；二、选择德高望重的学者来主持太学。（注：周梦江《叶适教育思想述论》，《温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3）十分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使用。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如何选拔和使用关系到国家的命运，叶适对此十分重视。在人才选拔问题上：叶适极力否定科举制度，认为“科举之患极矣”（注：周梦江《叶适教育思想述论》，《温州师院学报》1988年第1期。），主张朝廷要网罗天下贤才，必须广开才路。在人才选拔问题上，叶适反对排辈论辈，并提出了合理用人的具体措施：一、破格用人；二、量才授职；三、人尽其才。（注：张祖桐《论叶适的人才观》，《浙江学刊》1986年第1期。）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使“四方之才，随之大小，宜付一职，使之观事揆策，以身尝试”。

　　七、关于叶适的其他思想研究

　　符丕盛先生撰写了《叶适心理学思想初探》（《温州师院学报》80.1），认为叶适的心理学思想在对待哲学的基本问题上，主张：（1）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心理现象的源泉；（2）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人具有认识世界的能力——“诚”，精神也是可以认识的，方法是“内外相交成”，途径为“格物致知”与“自我反躬”。（3）认识的过程分四阶段，即“致中和诚；诚以格物致知；致知而后意诚心正；意诚心正而后治国用世”。徐建平、郭祖仪先生还撰写了《简论叶适的认知与学习心理思想》（《温州师院学报》92.2），认为叶适在具体的认知问题上：（1）突出认知的对象和心理活动的规律性；（2）强调“内外相交成”的认知生成规律；（3）突出认知的能动作用；（4）明确知与行的关系问题。在学习心理问题上，叶适强调：（1）学习的过程就是感知与思维的结合；（2）学习的要旨是掌握事物的本质；（3）做学问的关键是“除之又除之”。此外王声多先生撰写了《叶适人口思想探析》（《温州论坛》90.4），对叶适的有关人口的作用，人口密度，人口的就业等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总之，经专家、学者们的努力，叶适思想的研究已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我认为，叶适的思想还有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的地方：一是叶适的军事思想，叶适的一生，多与军事相关，开禧北伐，驻守建康，其战略、战术很值得我们探讨；二是叶适的民族思想。自秦汉大一统以来，多有“明夷夏之别”的大汉族主义思想，但叶适并没有把当时同南宋对立的金国看成是外族而加以歧视，而是承认其为“主权”国家，这个思想十分可贵，对于我们今天制定民族政策具有参考价值。此外，关于叶适同永康学派、金华学派的关系也值得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