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有籍可考的最早一起屠杀史官的事件，发生在春秋战国鲁襄公二十五年（公元前548年）。齐国重臣崔杼的老婆棠姜，容貌美丽，被国君庄公姜光看上，两人眉来眼去，勾搭成奸。姜光常常趁崔杼外出时跑到他家与棠姜宣淫，并把崔杼的帽子赏给别人。崔杼发现后，愤怒异常，设计捉奸。他谎称有病，不能上朝议政，淫欲如火的姜光觉得这是找棠姜寻欢的好机会，哪知崔杼早有准备，他到了崔杼府上，见棠姜不出来，还以为不知他圣驾光临，便抱着柱子唱歌，企图勾引她前来承欢。不料此时大门忽然关闭，埋伏在暗处的武士一齐冲出，姜光见势不妙，慌忙跳墙逃走，被武士一箭射中屁股，从墙上一头栽了下来，武士们遂上前将这个淫棍乱刀砍死。
庄公姜光虽然因与大臣的老婆通奸而被杀，但他毕竟一国之君，于是齐国的太史对这一大案做了记录曰：“崔杼弑其君。”崔杼一怒之下，把太史杀了。太史的弟弟接着照写，崔杼照杀不误。但他过于相信刀斧的威力，太史的二弟仍然接着照写。远在外地的南史氏听说崔杼连杀两位史官，也毫不畏惧地拿着简册赶往都城，准备照写。崔杼见如此杀下去，不但不能掩盖自己弑君的事实，反而罪过更大，只好罢休。南史氏听说崔杼不再杀人，才放心地返回住地。
齐太史不畏强权、不怕牺牲，前仆后继，直笔写史的精神，成为后世史官的典范。文天祥《正气歌》列述正气12例，开篇第一例便是：“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董狐是晋国太史，也以直笔写史而名传后世。但崔杼为隐恶而乱杀史官，却给后世史家造成精神上的威胁。可以想象，崔杼如果将手中的屠刀一直挥将下去，写史的人再多，终有斩尽杀绝的时候，而历史的真相，也将被彻底掩盖。于是的春秋时期的一些史家开始采取口传史事的办法，或是多用“曲笔”以避祸。
司马迁评论《春秋》、《左传》说：“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班固也对当时的史籍做出如下评论：“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于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传》、《谷梁》、《邹》、《夹》之传。”（《汉书·艺文志·六艺略论》）由此可见，即使是头号圣人孔丘先生所作的《春秋》，对于有“威权势力”者的所作所为，只能用口头传授的方式，由师傅传给弟子，再由弟子往下传。靠这种口头传授的方式，势必使史事失实或传出几种说法，结果为后世的史家、学者带来很大的麻烦。
崔杼只是一朝的大臣，就可以滥杀史官，作为一国之尊的皇帝老爷，杀起史官来就更不在话下。继崔杼之后，两眼盯着史官，动辄审查、篡改史书的皇帝、权臣不乏其人。
东汉的班固，就险些被皇帝杀掉。班固之父班彪为续《史记》而著有《史记后传》数十篇，班彪死后，班固回到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家乡，整理老父遗留的史稿，立志完成父亲的遗业。不料后来有人上书告密，说他私修国史。明帝刘庄即令逮捕班固，并将他父子的史稿全部没收。班固的弟弟班超为救老哥，随后赶到洛阳，上书陈述班固著书的用意。刘庄原以为班氏父子的史稿中可能记录了皇帝的丑恶之事，但亲自审查之后，觉得内容并无违碍，而且文笔极佳。于是便下令释放班固，并任他为兰台令史，参预编修国史。假如没有班超上书援救，而史稿中又有犯忌之处，班固即使不被砍头，恐怕也要在监狱里长期安家。
东晋中叶，大司马桓温专权，视皇帝为傀儡。桓温自恃威势，素有篡位称帝之心，曾抚枕慨叹：“男儿不能流芳百世，亦当遗臭万年！”海西公太和四年（369年），桓温率步骑兵5万北伐前燕，在枋头（今河南省淇县东南），遭燕军突袭，晋军大败，死伤3万余人。桓温南征北战，屡建大功，这是他军事生涯中一次最大的败仗。在他的手下做参军的孙盛，博学多才，曾做过著作佐郎，写了一部晋代史书，取名《晋阳秋》，当时被称作良史。《晋阳秋》一书中如实记录了桓温在枋头吃败仗的经过。桓温这时权势正隆，废皇帝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帝（简文帝），紧锣密鼓地为篡位做准备。他看罢此书，大为恼怒，孙盛已告老还乡，他便威胁孙盛的儿子孙潜说：“枋头一战固然失利，但决不像你父亲所写得那样。如果这部史书得以流传，将关系到你孙氏一门的存亡。”意即要是不改，我将杀你全家。
孙潜连忙叩头谢罪，说一定请父亲删改。哪知孙盛生性强直，不畏权贵，不但不接受儿子的请求，还把他狠狠教训了一顿。诸子见老爹如此强硬，都跪在他面前叩头哭泣，求他为一家百余口人的性命着想，删改《晋阳秋》。孙盛更怒，又大发了一顿脾气。儿子们见劝说无效，便瞒着老爹，把书中犯忌之处偷偷做了删改。
一场灭门大祸终于得免，而桓温也如愿以偿地掩盖了那段不光彩的历史。哪知孙盛早有预见，事先将《晋阳秋》的定本抄写了两部，寄往前燕收藏。后来东晋孝武帝司马曜广求异闻，从辽东得到了这部书稿的原本，桓温篡改历史的企图终于未能得逞。
前秦皇帝苻坚，其父苻雄早亡，其母苟太后年轻寡居，与将军李威私通，且闹得人所周知，致使苻坚的血缘不明，让人怀疑他不是苻雄所出。史官也记下了苟太后的风流韵事，并称李威有“辟阳之宠”。苻坚身为一国之主，身世居然有问题，当然是一件不光彩的事情。他生怕史官照录其母与李威的关系，给他留下不可抹去的“污点”，便不顾制度的规定，调阅起居注和史官编修的有关著作，发现其中果然有关于其母和李威私通的记录，他既羞惭又恼怒，下令将这些记录和史稿全部焚毁，并且要拿史官治罪。但负责编修史稿的著作郎赵泉、车敬等人已死，才未造成一场屠杀。
由于原始资料已经烧掉，后来史官只好重新搜集资料，补写这段历史，但有关事实已十不得一，给后人留下了无法解开的迷团。《晋书》的作者房玄龄，在写《苻坚载记》时，对于苻坚的出生，只好按照前朝史官的手法，乱打马虎眼，将其神化一番，说是：“其母苟氏尝游漳水，祈子于西门豹祠，其夜梦与神交，因而有孕，十二月而生坚焉。”也即闹不清苻坚的老爹究竟是谁，干脆说他是神的儿子以蒙混过关。
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篡改、焚烧史书、威胁打击修史者等手段企图饰过掩恶的皇帝、权臣，当然不止桓温、苻坚两人。南朝齐国的开国皇帝萧道成，原是宋国的权臣，总揽军政，威势震主，后迫使宋顺帝刘准禅位，自己当起了皇帝，并改国号为齐。“愿后身世世勿复生天王（帝王）家！”这一名言，便是萧道成派兵入宫，刘准被迫禅位后的哭诉之语。萧道成死后，他的儿子萧赜即位，是为武帝。他在位期间，征虏功曹（征虏将军之佐吏）刘祥撰写了一部《宋书》，将萧道成受禅的经过，直笔实录，并有讥刺之语，萧赜得知后，大为不满，这等于将他老爹篡位的勾当曝了光，并将传之后世。但萧赜一时没抓到刘祥什么把柄，未拿他治罪。后来刘祥作《连珠》15首，内容多怨刺之语，萧赜这下揪住了他的辫子，令御史中丞任遐上书弹劾刘祥“轻议乘舆（指皇帝），历贬朝望”、“道说朝廷，亦有不逊之语”（《南齐书·刘祥传》）将他流放广州。刘祥在流放地抑郁而死，时年39岁。
梁国武帝萧衍，登上龙椅的途径与萧道成相同。永元三年（501年），时任辅国将军、雍州刺史的萧衍，拥立南康王萧宝融即位于江陵，是为和帝。后来他起兵攻下齐国首都建康，东昏侯萧宝卷被建康守将所杀。萧衍遂自为中书监、大司马、录尚书事、骠骑大将军、扬州刺史、建安郡公，总揽朝政。翌年又进位相国，封为梁公，不久又进爵为王，反正兵权在握，他想闹个多大的官就闹个多大的官。随后，他逼萧宝融禅位，自已坐上了龙椅，改国号为梁，成了梁国的开国皇帝。奉朝请吴均在撰《齐春秋》时，把萧衍称帝的经过如实写入。萧衍看了《齐春秋》，火冒三丈，下令罢去吴均官职，并将《齐春秋》付之以炬。
北魏大臣崔浩因编修《国书》而被杀，是中国史学史上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件。
崔浩，字伯渊，高清河东武城(今山东省武城县)人。曾仕北魏道武、明元、太武三朝，官至司徒，参预军国大计，对促进北魏统一北方起过重要作用。他博览经史，善于书法，信奉道教，兼通阴阳术数，史书称他“才艺通博，究览天下，政事筹策，时莫能二”。太武帝神（jia鹿下置加）二年，魏世祖拓跋焘为了让自己的丰功伟绩传于后世，下诏令崔浩编纂北魏的《国书》，称赞他“德冠朝列，言为世范”，要他“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从实录”（《魏书·崔浩传》）。崔浩奉诏后，很快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其中有中书侍郎高允与高谠、张伟、邓颖等一帮文官，连他的弟弟也参加编纂。最后由崔浩负责统稿，对全书做了最后的润色。
《国书》编好之后，本可以交差完事，但著作令史闵湛、郄标，一贯爱拍崔浩的马屁，提出“请立石铭，刊载国书”的建议。也即把《国书》内容刻石立碑，以传永久，并提出将崔浩注释的《五经》也一同刻上。古人把刻碑作为传世的重要手段，能将《国史》刻石立碑，使其永垂不朽，崔浩当然赞成，连主持政务的皇太子也认为是好事。崔浩于是调集工匠，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东郊三里处辟了一块方圆130步的地盘，作为《国书》、《五经》的碑林。用工达三百万，方大功告成。然而，这项以图“不朽”的工程，却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将史书刻石立碑，堪称史无前例，况且碑又立在通衢之旁，故前来看稀罕的人络绎不绝。崔浩在编修《国书》过程中，本着直笔写史的原则，“尽述国事，备而不典”，把北魏皇室的丑闻秘事皆收录其中。在拓跋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崔浩常和鲜卑贵族的意见相左，但甚得拓跋氏祖孙三代，特别是深受拓跋焘的宠信，招至鲜卑贵族和一些大臣的仇视和忌恨。这一下，他们终于抓住了崔浩的把柄，纷纷到拓跋焘那里告状，说他把《国书》刻石立碑，将皇室秘事公诸于众，是“暴扬国恶”。拓跋焘大怒，忘记了自己曾令崔浩“务从实录”等语，下令将崔浩及秘书郎吏以下参预修史的128人全部处死，并灭其三族。幸亏高允临难不惧，据理力争，这些人的亲属才免于一死。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被诛。临刑时，他被关进囚车，押往城南刑场，押送官令数十名卫士往他身上撒尿，崔浩嗷嗷呼冤，远处的行路人都听到他的叫声。崔氏家族及与其通婚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等，尽遭灭族，上千名无辜的人死于这场屠杀。这一血案，给后世史官的心理上留下一道无法抹去的阴影。
曾经做过史官的韩愈，深知修史之难、做史官之险，他在《答刘有才论史书》一文中，列举孔子、司马迁、班固、崔浩等修史者所遭厄难，大发感慨说：“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岂可不畏惧而轻为之哉！”天刑当然是一种迷信的说法，而人祸却是历朝难免。
由于帝王与权臣为掩恶讳过而屠刀乱挥，不知多少人因直笔写史而人头落地。然而，中国古代史官所遭受的重重厄难，并没有吓倒后来者，齐太史不畏艰险、冒死直笔写史的精神气节，代代相传，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总有那么一些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以史家应有的不屈不挠的铮铮铁骨，以对历史、对后人负责的可贵精神，秉笔直书史事，才使许多历史的真相传诸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