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方言属北方方言即官话方言，是中国最大的方言。河南方言实际上就是古代的官话，也就是说，古代的普通话。主要是指流行于河南及河南周边地区，由于河南人口众多，历来的战争、运动、经济活动和其他原因，人口的流动性使得全国其他地区也有以河南话为主的群体。商族语言最初是华夏化很深的东夷语，来到中原后与夏族语言(一种原始汉语方言)和诸多原始汉语方言融合成今日中原官话的雏形--华夏语。以洛阳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进而发展成为扬雄《方言》提及的 “通语、凡语”。北宋时期河南方言基本定型，与今日河南方言几乎完全一样。通过几千年的融合与发展形成了近代的河南方言。今日北方官话之所以与河南方言大同小异，是历史上北方官话区长期以河南方言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语汇和语法系统。河南话与中国其他北方方言有着很大的共同点，所以基本上，全国各地的人都可以听懂河南方言。

    河南方言包括河南省17个省辖市、1个省直管市济源，21个县级市、89个县、48个市辖区、河北省南部二个市县、山东省西南部三十一个市县、山西省西南部汾河谷地二十八个市县、安徽省淮河以北亳州等二十二个县市和淮河以南的凤阳县—蚌埠市—霍邱县—金寨县、江苏省徐州市—宿迁市—连云港市东海县赣榆县、陕西省宝鸡、安康市白河县，湖北的襄樊等。除西安道北的河南方言外，河南的移民往往在异乡形成自己的方言，如南水北调工程初期从河南淅川移民到湖北柴湖的河南人，三十多年过去了，这些移民还是讲着河南方言，如果以语言和文化认同来区分人群，他们无疑成为湖北籍的“河南人”。

　　河南方言分布在河南省淮河干流北部的广大地区。淮北河南方言比较普及，不管是豫北的安阳、新乡、还是豫西的洛阳，豫西南的南阳，豫东的开封等，皆用河南方言，河南方言属于中原官话。而淮南的信阳方言分布在信阳中东部的信阳县南部、罗山、光山、新县、潢川、固始、商城一带，新县、信阳县南部、罗山县带湖北口音，东部固始、商城带有浓重的安徽口音。河南话和普通话的主要区别是音调的差别，大部分地区的口音十分接近普通话，只有声调的不同，但这种差别不影响同能听懂普通话的人的交流，能听懂普通话的人都能听懂。

　　近代代表方言为标准河南话，与普通话发音完全一致，圆润、宛转，在豫剧节目中的对白中使用，实际上并不存在使用人群。然而标准河南话是在郑州话的基础上形成的。沿京广铁路地区，北至河北石家庄，南至驻马店，口音接近郑州话。尚有洛阳城市话，洛阳老城话，豫西山区话，豫东话，信阳话等。

　　河南方言形成过程与发展：

　　一、黄帝打败炎帝，二者联合击败了东夷，华北平原西部、汾河渭河平原的炎黄后裔逐渐融合成华夏族，夏、蓟就是华夏族的两个分支。夏朝统治中原西部（河南省，山西省南部），其语言乃炎黄融合的原始华夏语；蓟统治北京，其语言乃黄帝的原始华夏语。

　　二、商族语言最初是华夏化很深的东夷语，流行于中原东部（今鲁西南—冀南—豫北—皖北—徐州），商朝统治中原几百年后，逐渐与中原的夏族语言融化成今日中原官话的雏形——华夏语。

　　三、以洛阳为标准音的华夏语后来成为东周通用全国的雅言，《诗经》的语言就是雅言，孔子讲学用的就是雅言，而不是鲁国方言，孔子成为推广民族共同语的先驱。秦朝时推行“书同文”等文化政策，使民族共同语的传播有了政治上的保障。汉代雅言演化为“通语、凡语”，西汉扬雄编著的《方言》就是用“通语”来解释各地的方言的，这是我国第一部方言著作。魏晋南北朝时，以洛阳语音为标准的“通语”从中原传向北方和江左一带。《魏书咸阳王禧传》就有关于北魏孝文帝通令“断胡语”，用正音（洛阳话）”的记载。南朝宋齐梁陈都建都于金陵（今南京），当时的金陵话是洛阳话的沿用。

　　四、隋炀帝杨广以洛阳为首都，把数万户富商大贾从全国各地迁徙到洛阳，推广以洛阳为代表的正音和正语。唐朝时，洛阳话仍然被看作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如孔颖达对经学的传述和注疏，韩愈、柳宗元等在文学上的创作活动等，促进了汉民族书面形式的共同语的广泛流传。唐代科举时赋诗作文也提出了语音方面的要求，即要符合从魏晋南北朝流传下来的以洛阳语音为标准音的《切韵》的规范。北宋都汴梁（今开封），洛阳话和汴京话十分接近，两地流传的语音被称为“中原雅音”。南宋定都于杭州，中原雅音也随之在杭州扩大了影响，以至于今天的杭州话还同中原官话有许多相似之处。但当时洛阳话仍处于标准音的地位，“中原惟洛阳得天下之中，语音最正”（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六）。北宋时期中原之音基本定型，与今日河南方言几乎完全一样。今日北方官话之所以与河南方言大同小异，是历史上北方官话区长期以河南方言为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语汇和语法系统而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