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7日，农历六月六，青海“花儿”似乎比往年开得更红。

　　六月初四中午，青海省西宁市在淅沥的雨中，拉开了西北五省区“花儿”演唱会的序幕。“中国民间艺术之乡” 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同日也启动了老爷山“花儿”文化旅游节。六月六，湟中县有4个“花儿会”现场，湟源县在古城老街举行盛大的“花儿”会 ……

　　农历六月，河湟流域成了“花儿”的海洋。

　　“花儿”香，“花儿”艳。循着花香，记者走进了那花园的深处……

　　城市与乡村——

　　“花儿”正在逐渐萎缩

　　六月六早上，记者在大通县看到观看“花儿”演唱会的群众挤满了文化广场，气氛颇为热烈。记者问了几个骑自行车赶来的老乡，都是县城附近村庄的，同村来的人很多。相当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都是凑热闹的，本意不在听“花儿”。

　　问及当地一名在上海读书的女大学生是否听得懂“花儿”，答说听不懂、也不怎么喜欢，但来这里还可看看舞蹈或其他节目。而一年轻男子说，他主要听“花儿”的曲调。转了好几圈、好几个地方，也没看到如《刘三姐》电影中出现的你唱我答的热闹场景。不甘心，又返回西宁南山、九眼泉去看，情况大同小异。

　　一位西宁的记者说，为听“花儿”，有几个远在数百里外的爱好者提前几天就来了西宁，住在旅店里，啃着锅盔或吃上碗面，令他很感动，但眼下这种铁杆歌迷比以前少多了。一位“花儿”歌唱家也讲到，观众中约70%是农民，而这些农民也以中老年为多，市民、学生、干部等比例很低。

　　据分析，“花儿”拥有人群下降的首要原因就是日益快速的现代化引起的大环境的变化。在历史上，“花儿”因大多是放羊娃、骆驼客、下地劳动的妇女等“苦力”应景应情所唱，在村里“胡唱时老汉们骂哩”，很难登上大雅之堂。新中国成立后，“花儿”作为一种传统的歌唱艺术逐渐流行。但近年现代化的迅猛发展，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同传统的农业社会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的情况是，越是城市化高、开放度高的地方，“花儿”拥有的人群就越少，反之亦然。

　　表达与娱乐——

　　“花儿”歌手发展状况堪忧

　　无可奈何“花”落去。既然“花儿”很难再成为农牧区群体精神表达的主要方式，那剩下的也就是其娱乐功能了。所以，产生于乡间田野的歌手们都到城里更广阔的天地里寻觅发展，但其本身的文化水平、音乐素质等又使他们陷入困境。

　　有人对青海当地的10位专业“花儿”歌手做过调查，结果是：初中文化程度2人、小学文化程度7人、文盲1人。在前不久青海举行的“花儿”电视音乐大赛中，歌手们文化水平的低下令评委和观众深为感慨。

　　许多“花儿”歌手对唱词的韵律格式掌握不准，唱词中韵脚前后自相矛盾、张冠李戴。有的歌手唱歌颂的词，却用忧伤感很强的曲令。还有些“花儿”歌手仅有一副好嗓子，却缺乏必备的音乐素质，掌握不了“花儿”最基本的真假声结合唱法。

　　专家们认为，既熟悉“花儿”的各种曲令，又懂“花儿”格律、熟记成百上千首“花儿”的歌手，才是“花儿”的真正传承人。

　　然而，“花儿”歌手进城后，首先面临着生活问题。素质高、能力强的进到了国家正式单位或自己创办经营“花儿”茶园、茶社，而更多的人只能依靠自己在舞台、茶园、舞厅的演出。在复杂的环境里，因文化水平或个人素质等问题，一些歌手仅把“花儿”当作谋生的工具，生存状态堪忧。正如一歌手讲到在茶园工作的心酸，电子琴的粗糙伴奏使他们失去了乐感……

　　提起“花儿”后继乏人，人们常想起已故“花儿王”朱仲禄先生。他歌唱了70多年，创作的《花儿与少年》、《下四川》等成为经典作品，发表论文、评论百余篇。被称为“花儿王子”的歌唱家马俊感慨地说，现在年轻人只知道羡慕朱老师的水平，却不知他付出的辛勤劳动和高度的敬业精神。 

　　保护与发展——

　　“花儿”还能打动我们吗

　　青海年轻“花儿”歌手索南孙斌说，在参加外省的演出时，有很多人反映听不懂青海的“花儿”。对此，他考虑用青海方言加普通话演唱，但那样，“花儿”就变味了。索南孙斌提出的问题，其实是许多人探索和研究的问题。 

　　赞成改的人说，“花儿”虽说是唯一一个由回、汉、撒拉、保安、东乡、土、裕固、藏族、蒙古等9个民族用汉语演唱的民歌，但各地、各民族都用方言演唱，使得听众只能欣赏其曲而无法明白所唱何意。“花儿”要走出青海和西部，必须突破方言局限。

　　反对改的人说，“花儿”有其独特一面，如果改用普通话，其原有的文化内涵发生变化，也不利于它的传播和发展。

　　在现代社会的快节奏和文化的多元性面前，如何处理好“花儿”的保护与发展间的问题很棘手。

　　大部分专家认为一定要改，但在具体方法与目标上却又不尽一样。“花儿”研究者谢承华讲到，改革要在不破坏“花儿”这种文化形式和基本格调的基础上，不赞成对“花儿”的演唱形式、节奏以及配音等方面进行改进和改变。甘肃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王知三强调，原生态的要保护，现代化的也要搞，关键是这两者之间要保持合理的比例。青海“花儿”研究会会长滕晓天积极主张“花儿”应走产业化的路子，但路子如何走现在依然在艰难的探索中。

　　据介绍，青海“花儿”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方面呈现出喜忧参半的景象。一方面，社会各团体、各方面正在积极创立“花儿”品牌，推出艺术精品。另一方面，“花儿”音像制品大量上市，鱼龙混杂、充斥城乡，甚至出现奉迎低俗需求而“恶搞”“花儿”的现象。

　　上世纪30年代，后来成为“西北歌王”的王洛宾本欲去法国学习声乐，但河西走廊“五朵梅”老板娘的“花儿”那如泣如诉的旋律打动了他，并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在21世纪的今天以至未来，“花儿”，你还能打动我们和我们的后人吗？ 

　　“花儿”（延伸阅读）

　　“花儿”又名少年，是产生并流行于甘、宁、青、新等地区的一种山歌，唱词浩繁，文学艺术价值较高，被称为西北之魂。

　　“花儿”虽然是一种即兴创作的艺术形式，但它却有着相对严格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是指“花儿”的曲令。据不完全统计。“花儿”的曲令共有180多种，这些曲令风格各异，在演唱和填词上各有千秋。然而奥妙之处是同一曲令不同的演唱又有不同的风格，虽然曲令相同而往往却是“十唱九不同”，同时，不同的民族又有本民族特有的曲令。

　　“花儿”作为多民族共享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被列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