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儒学发展史都是学术史、思想史研究中的重点问题之一，故自《史记》以后的历代史书中大多均有儒家群体的传记来梳理儒学的发展历程，至明末清初学案体的出现，更是将宋、元、明三代的儒学发展进行了详细的整理。
近代以来，思想史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果，对中国思想史系统整理与研究的专著也层出不穷。战国后期至汉初的学术经历极大的动荡与变革，儒学亦产生了新的发展，这一时期的儒学发展史尤为引发专家学者们的关注。
自春秋晚期，孔子设立私学教授弟子，“学在官府”的传统被打破；同时，随着士阶层深入民间，使得各种知识也在普通百姓间慢慢流传和发展起来。
到战国时，各个学派逐渐形成独立的思想体系，并且提出了解决战国混战局面的方案，由此出现了先秦时期百家争鸣的局面，在司马谈的《论六家之要指》中概括出春秋战国时的六家显学，即儒、墨、名、法、道德、阴阳六家。
从时限来看以三家分晋为界限，战国时的诸侯以七雄为主，七国之间相互征伐，如宋、卫、中山以及形式上作为天下共主的周王室只能夹缝中求生存。
诸侯间的战争性质也正式由争雄称霸变为兼并统一，各国在新征服的地区建立地方县制，任用人才作为地方治理官员，自西周至春秋时长期使用的宗法制和分封制遭到破坏。
在此背景下，列国对于人才的渴求也超出了春秋时期，各国也出现了收养门客、供养人才的现象，以“战国四公子”为代表，其门下养客过千，有一技之长者皆投身为其门客。而战国诸子在传播学术时除著书立说授徒、往来各国游说等途径之外，还衍生了各种学术交流中心。
二、战国后期的学术概况
以在齐国诞生的战国时最大的学术交流中心——稷下学宫为代表，稷下学宫的学术交流为战国后期的学术发展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也为秦朝和汉初的学术融合夯实了基础，其中道家、法家、阴阳家都有了本质的变化，在秦朝及汉初占据了一定的学术地位。
而战国中后期，黄老之学的影响甚大，申不害和韩非的学术思想均“归本于黄老”，稷下学者也大多受到黄老之学的影响。黄老之学虽然是基于道家学说发展而来，但是在战国后期的诸子学说中都有着黄老思想的影子，所以黄老之学在战国后期不仅仅是诸子中的一家一派，形成了一众学术潮流且对诸子学说都存在着一定的影响。
而法家在诸子中则属于产生较晚的，一般来说多上溯到春秋时期的管仲和子产，但是法家实际的始祖是战国初期的李悝，其后至韩非之前的代表人物有吴起、商鞅、慎到、申不害。
同时，由于地域文化相异，法家思想同样有齐法家与晋法家的区别，早期法家中齐法家以《管子》思想为核心，晋法家则以李悝为代表有各自的区别，且均表现出于儒家极强的关联性；战国后期的法家则更多的与黄老之学相关。
但是韩非之前的法家在理论和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对“法”、“术”、“势”的理解有限，故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缺陷，所以法家虽然一度广为各国所用，但却难以完成统一的时代需求。
战国后期的诸子学已不仅仅局限于学术争鸣，稷下学者从战国诸子讨论的热点问题即宇宙时空、天人关系、社会秩序、个人存在等诸多问题出发进行探讨，在这一过程中诸子学术开始出现学术内部的整合与学术间的大规模的融合趋势，黄老之学的诞生和广泛流传即是突出表现。
由于战国时期崇古思潮的出现，对于黄帝之学和老子之学的探讨也愈发成为一种社会风尚，其中融合并总结了战国诸子学中的天道论与“法天而治”思想、修心治德思想、君人南面之术及道法融合的趋势。
同时也刺激了儒家、法家、阴阳家思想的发展，也是申不害、慎到、韩非等法家学者思想中融入黄老之学的重要原因。
同时学术内部的整合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表现，如韩非将战国时的法家思想进行整合、总结，将“法、术、势”融合，使法家思想得到总结并成为战国后期各国主要使用的学术思想；邹衍对于战国后期之前的阴阳家思想进行总结，提出了五德终始说和大九州理论。
此外，战国后期的学术融合除诸子内部的学术整合、总结与诸子之间学术融合外，还体现在地域间学术的交流与融合，以稷下学宫这样的学术交流中心作为基点。
如邹鲁儒学、三晋和齐地法思想的交流与融合不仅促进了儒家、法家等诸子学的发展，促使了诸子学术逐渐完善，也促成了战国后期诸子学在政治上的应用，受到了各国君主的重视。
由此可见，统一不单单是战国后期政治、社会的需求，同时也是这一时期学术发展的必然需求，在诸子学的融合中，黄老之学、法家、阴阳家、儒家都进入了新的学术阶段。
儒学在春秋时由孔子创立开始就一度成为显学，在孔子周游列国回到鲁国后，就开始以邹鲁地区为中心开始传播。邹鲁地区也就成了儒学传播的中心。
孔子去世后，儒家思想的传播更为广泛，《汉书·儒林传》中记载可见孔子之后的儒者各自前往各国或从仕于诸侯，或设学于各地，亦有隐居各国，是儒学传入各国的标志。
孔子及七十子后学中以子思、孟子、荀子为代表进行的传播，在韩非生活的时代影响更加广泛，《韩非子·显学》中评价儒家为“世之显学”，并形成了三个主要的传播方向——南方楚国及吴越两国，北方齐国、魏国、赵国和中山国，西方的秦国，也形成了两种传播途径——周游列国、游说诸侯及聚徒讲学、著书立说。
从儒家的纵向传播来看，孔子、七十子及其后学，至战国时代孟子、荀子的传承性毋庸置疑，且形成了“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统体系。
但是就其横向传播即地域上的流传来看，目前的出土文献材料已经推翻了学界早期的推论，即“以鲁为中心，西传至卫与三晋，东北传播至齐，西南传播盖止于宋与陈蔡（陈楚），荆楚、吴越则影响似少”。
就出土的战国简帛及青铜器材料看，可概括出以邹鲁地区为核心向四面辐射传播，北向齐国直至魏国、赵国、中山国，南到楚国、吴国、越国，向西则直入秦国，并与各地文化互相碰撞丰富和完善了孔子之学，才会在战国后期形成八派思想各异却又秉持着孔子之学核心的儒家学派。
战国后期，百家争鸣进入收尾阶段，这一时期诸子之间的争鸣开始弱化，学派之间的互相吸收融合成为了这一时期的学术潮流。
以稷下学宫为代表的学术交流中心为诸子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空间，诸子开始更加深入地探讨了天道论、天人关系等问题，并将这一程度的探讨深入到了社会秩序、国家政治等方面，适应了战国后期呼吁“大一统”的思想潮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