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管宁、华歆同为学子。

某天，两人在园中锄菜，不经意间地里现出一小块金子。管宁见了，挥锄依旧，视之与瓦石无异，华歆则将金子捡起来扔到远处。

后来，两人在一个屋子里读书。窗外传来车马喧嚣声，管宁读书如故，华歆没沉住气，跑到门外看热闹。转身回来，管宁以刀割席，同时还说：你，不是我的朋友。

管宁恪守学子独善其身的传统，不敢与世俗同流，乃至视之若无物；华歆则不然。从此，两人走上截然相反的两条道路。

我们可以再极端一些，认为管宁走得是讲求“独善其身”的出世之道；而华歆恰恰相反，走了一条“兼济天下”的入世之路。

读书人有两个极端：一种比如管宁，书读的多了，心会慢慢的冷漠下来，对众生百态视若无物。对他而言，黄金一片，抑或是车马喧嚣都入不了他的眼。管宁读的是经典诗书，维护的是大汉正统，生逢乱世，法度礼仪之颓丧，让他愤怒，所以他宁愿出世。公元223年，眼看中原法度之不存，管宁干脆远赴辽东，觅一片荒郊野谷去做他的土人，也不愿意出世为官。终其一生，管宁留给世界的是推辞：众人皆醉我独醒，众人皆浊我独清。

华歆恰恰相反，汉灵帝时举孝廉，做了国家公务员。

有意思的是，虽然《世说新语》上专门记载了华歆两件糗事，但他后来为官，却以廉洁自奉。

当初，曹操假天子之命征华歆回朝。孙权意图将华歆留在江南。华歆道：“将军当奉天子之命，同时可与曹操结好。”孙权遂遣华歆北上。数千人为华歆送行，共赠送数百金。华歆收下礼金，临行前又将所收之礼一一奉还。

到了魏文帝时，华歆已经官拜相国，却依旧清贫，家中没有“担石之储”。在《三国志》中，陈寿评价其为：“清纯德素”，可谓恰如其分。

更为难得之处，华歆作为曹魏重臣，主张“重农非战”，以为“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应当先留心于本国的治理，“以征伐为后事”。

管宁割席，分出的处世态度，却未分出境界高下。想要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上独善其身，很难！要拒绝太多的诱惑；而要在同样令人抓狂的乱世成就一番作为，更难。

站在今人的角度，华歆的积极有为，较之管宁的默然自守，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当代知识分子乃至大学生当中心忧国事者不在少数，是否独善其身抑或兼济天下一直是许多人心中的徘徊，欲知世事而不能却又难解心中之忧，我们可以把管宁的“独善其身”理解为一种性情，把华歆的“兼济天下”理解为一种志向，这两种人生态度在现实生活中都有它独特的意义，只有在特定的环境背景下兼采二者之长才更具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