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1893—1980年），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民俗学家，古史辨学派创始人，现代历史地理学和民俗学的开拓者、奠基人。他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学说。顾颉刚学术造诣深厚，其严谨治学风范给后辈学人以深刻启迪。

　　“学问只应问然否”。把学问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是顾颉刚治学的根本出发点和基本原则。顾颉刚进大学时原选定的是哲学系，因为当时他想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而解决人生问题，他以为只有研究哲学才可以从繁杂离奇的种种事物关系中“理出一个头绪来”，“得到一个简单的纲领”。但是，当接受来自西方科学的影响之后，他对于治学方法有了“根本的觉悟”，认识到学问的基础要建筑于事实之上，而过去的哲学却是建筑于玄想之上。顾颉刚认为玄想的哲学不是真实的哲学，真实的哲学是科学的哲学，而科学的哲学必须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只有先从科学做起，等到各科均衡发展之后，再通过做会通的工作，来建设新的哲学。

　　因为推崇建筑于科学基础之上的学问，所以顾颉刚认定史学是最切近自己性情的学问。为什么要从事史学研究？1926年6月，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说：“‘学了没有用，那么费了气力去学为的是什么！’普通人都这样想，我也这样想。但经过了长期的考虑，始感到学的范围原比人生的范围大得多，如果我们要求真知，我们便不能不离开了人生的约束而前进。所以在应用上虽是该作有用与无用的区别，但在学问上则只当问真不真，不当问用不用。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从此以后，我敢于大胆作无用的研究，不为一班人的势利观念所笼罩了。”

　　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中顾颉刚强调：“学问是只应问然否而不应问善恶的，所以我要竭力破除功利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的好东西和坏东西。”所谓“学问是只应问然否”，就是不受习惯的束缚，完全运用理性来作公平的裁断，只凭搜集到的证据说话。他明确表示：“只要以后发见的证据足以变更我的臆测时，我便肯把先前的主张加以修改或推翻，决不勉强回护。”

　　在治学中顾颉刚秉持的理性精神，本质上就是科学精神。他认为做学问要保持客观的态度，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一切事物，也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不同的学术派别。这也体现了他求实、求是、求真的严谨治学态度。

　　“怀疑精神是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顾颉刚被称为质疑历史的史学大师。他以可贵的怀疑精神，为史学研究闯出一条新路，并成为古史辨学派这一新史学学派的创始人。

　　顾颉刚最欣赏的是前人的辨伪与考证工作。1980年，他在《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谈道：“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

　　1927年，顾颉刚在《怎样读书》一文中指出：“我们的读书，是要借了书本子上的记载寻出一条求知识的路，并不是要请书本子来管束我们的思想。所以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疑。换句话说，就是读书的时候要随处会用自己的思想去批评它。”

　　1934年，顾颉刚在《怀疑与学问》一文中对怀疑精神作了深刻阐述。他指出：“学问的基础是事实和证据……我们对于传说的话，不论信不信，都应当经过一番思考，不应当随随便便就信了。我们信它，因为它‘是’；不信它，因为它‘非’。这一番事前的思索，不随便轻信的态度，便是怀疑的精神，一切学问的基本条件。”不论哪一本书，哪一种学问，“都要经过我的怀疑，因怀疑而思索，因思索而辨别是非；经过‘怀疑’、‘思索’、‘辨别’三步以后，那本书才是我的书，那种学问才是我的学问。否则便是盲从，便是迷信。孟子所谓‘尽信书不如无书’，也就是教我们要有一点怀疑的精神，不要随便盲从或迷信。”顾颉刚认为怀疑不仅是辨伪去妄的必要步骤，也是建设新学说、启迪新发明的基本条件。他说：“对于别人的话，都不打折扣的承认，那是思想上的躲懒。这样的脑筋永远是被动的，永远不能治学。只有常常怀疑、常常发问的脑筋才有问题，有问题才想求解答。在不断的发问求解中，一切学问才会起来。许多大学问家、大哲学家都是从怀疑中锻炼出来的……一切学问家，不但对于流俗传说，就是对于过去学者的学说也常常要抱怀疑的态度，常常和书中的学说辩论，常常评判书中的学说，常常修正书中的学说……若使后之学者都墨守前人的旧说，那就没有新问题，没有新发明，一切学术停滞，人类的文化也就不会进步了。”

　　“虚心请求教益”。在坚持怀疑精神的同时，顾颉刚也有着虚心向学、勇于接受批评、集思广益的治学态度。

　　顾颉刚出身书香门第，传统文化底蕴深厚，经常虚心求教。在1918年12月18日致傅斯年的信中，顾颉刚说：“我学问不好，所以有许多问题在我心中，虽然稍有一些境界，却很有点迷离模糊、捉摸不定的，尚不敢说似乎如此，更不敢说定当如此……我便当虚心请求教益；若有人对于我的话施驳议的，我决当屏弃好胜的感情，澄心的领略一过。”

　　勇于接受批评是虚心向学的重要体现。1927年1月7日，在致傅斯年的信中，顾颉刚强调接受批评的重要性，“发表文字，不怕它浅或误，只是怕它隘狭，不能容受人家的批评。兄给我的信，虽不自满，但至少可以引起多少问题，引起多少人来商量或攻击，这便是一件好事情”。他认为，通过读者的批评，方能找出文章漏洞，并借此进行考证、修改，完成学术成果，“我们常有文字发表，自然常有人来讨论，也可把自己的意见一次一次的修改，使得它渐近于事实”。

　　集思广益是虚心向学的逻辑发展和重要支撑。顾颉刚非常注重集思广益的治学方法。在1918年12月18日致傅斯年的信中，顾颉刚就《新潮》杂志学术风格提出自己的看法，“各社员各拟定了所作的题目，互相报告：要是某乙的思想到了某甲的题目里头，就可将某乙的意思去告知了某甲，某甲倘是赞成了，就多一宗正面的理由，某甲倘是反对了，也可就此驳议，多一宗反面的理由”。这种方法就是集众人智慧，广纳有益见解，“比较一人单独存想，或四面翻书，得益的多”。集思广益最重要的表现便是取长补短、相互学习，“要取他人的长，来补我辈的短，取他人对于某项问题的思想，来比较我辈对于这同项问题的思想”。顾颉刚认为，社会上各学派不应为了所谓体面，争个我胜你败、谁对谁错，应该“舍短取长，交互进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