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735年—812年），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唐朝政治家、史学家。历任济南郡参军、抚州刺史、江淮水陆转运使、户部侍郎、岭南节度使、淮南节度使等职，在唐德宗、顺宗、宪宗三朝任宰相，封岐国公。杜佑宦海一生，政绩卓著，倾36年心血撰成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典志体史书《通典》，以终生手不释卷的三朝宰相名标青史。

门荫入仕

　　杜佑出身于唐朝显赫的世家大族之一——京兆杜氏家族，自汉至唐，杜氏一门代有人物，威权炽盛，当年长安有民谚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意即韦氏与杜氏这两家名门望族，历代衣冠鼎盛，与皇帝近在咫尺，占尽风光。

　　天宝十一年（752年），杜佑以门荫入仕，为济南郡参军，天宝十四年（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杜佑由济南匆匆南下越州，赴任剡县县丞。赴任途中，杜佑前往拜访润州刺史韦元甫，因为韦元甫与杜佑的父亲杜希望是多年好友，便没有按官场的套路来接待他，将他待若至亲。其时，韦元甫正在审理一个案子，遇到了诸多麻烦，悬疑重重，一波三折，拖了许久无法做决断。韦元甫想考一考杜佑，便把这桩疑难案子交给了他。杜佑顺藤摸瓜，爬梳剔抉，接手办案没几天，就把案情弄了个水落石出，作出公正判决，涉案人无不口服心服。韦元甫大为惊奇，由衷地感叹杜佑是一个旷世奇才。

　　如此优秀的人才，岂能与之失之交臂。韦元甫奏请朝廷，将杜佑留在自己身边，任润州司法参军。后来，韦元甫先后调任浙西、淮南节度使，韦元甫都上疏朝廷，举荐杜佑，请求安排杜佑在自己的幕府任职，走到哪里就把杜佑带到哪里。

　　唐代宗大历六年（771年），韦元甫病逝。杜佑应召从淮南入朝，先是担任工部郎中，充任江西青苗使，后历任抚州刺史、御史中丞、容管经略使。杨炎任宰相时，先后任尚书省金部郎中、水陆转运使、度支兼和籴使。当时，战事频仍，军队的粮饷供给主要靠漕运，朝廷赋予杜佑全权主持漕运一切事宜之权。

　　由于安史之乱以来社会长期处于战乱和动荡之中，到了唐德宗建中初年，百姓穷困，民生凋敝，连国家赋税都无法征收，国库空虚，国家财政捉襟见肘。杜佑认为，走出困境的根本出路是推行改革，撤并机构，裁减冗员。他上疏德宗，强烈呼吁推行改革已刻不容缓，在充分理论论证的基础上，援引历代精简机构、裁汰冗员的案例，以强调推行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并特别指出，周穆王时只有伯礒一人任太仆，现在有太仆卿、驾部郎中、尚辇奉御、闲厩使，由原设置一个岗位一个人增加至四个岗位四个人……官员太多，官府人浮于事，事情愈发严重，怎么能不改革呢！可是，一疏上奏，竟石沉大海。

遭忌被贬

　　其时，奸相卢杞当道，极尽嫁祸栽赃诬陷之能事，党同伐异，排斥忠良。杜佑向来刚正忠直，更不肯阿附，自然成了卢杞的眼中钉。建中三年（782年），卢杞将杜佑逐出京师，任为苏州刺史。杜佑以老母在堂为由，不肯赴任，后又改任饶州刺史。

　　卢杞一再作恶，谗害忠臣，唐德宗终于醒悟，于建中四年（783年）十二月，贬卢杞为新州司马。卢杞被逐下台，杜佑进入了升职快车道。兴元元年（784年），德宗擢升杜佑为岭南节度使，兼任御史大夫。杜佑主政岭南，很快组织民众修筑了四通八达的大路，疏散整修街市住宅区的房屋。朱涯、黎州的百姓三个朝代扼守险要，不归附朝廷，杜佑挥师征讨平定了这两个地方。

　　贞元五年（789年），杜佑升任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并充任淮南节度使。杜佑组织当地百姓开挖雷陂，大规模扩大灌溉面积，开垦沿海荒弃的滩涂为良田，大大促进了当地生产发展，积藏的粮食达到50万斛，排列码放在30座兵营，兵强马壮，士气高昂。

“富国安人”

　　贞元十九年（803年），杜佑入朝拜相，担任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并充任太清宫使。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继位，是为唐顺宗，诏命杜佑担任冢宰，进位检校司徒，并兼任度支盐铁使。当年八月，在位仅186天的顺宗在宦官俱文珍等人的胁迫下凄然禅位，自称太上皇，太子李纯继位，是为唐宪宗。不久，杜佑进拜司徒，封岐国公。

　　杜佑是著名理财家，为当时朝廷走出经济困境作出了突出贡献。例如，他非常重视人口统计，继承和发展了管仲的统计估算法，管仲曾根据平均每人的食盐消费量，估算出提高盐价后可增加的财政收入；杜佑则根据当时全国食盐消费量，估算出全国总户数大约为500万户。

　　元和七年（812年），杜佑身染沉疴，请求退休，唐宪宗依旧不允。杜佑又接连四次上表宪宗，坚决请求退休，宪宗不得已，只得让他以光禄大夫、太保之职致仕，但仍让他在每月初一和十五日上朝，派宦官赐予厚礼。是年十一月，杜佑溘然长逝，终年78岁，宪宗为之废朝三日，追赠太傅，谥号安简。

撰写《通典》

　　杜佑自幼刻苦向学，博览群书，打下了深厚的学问功底。他17岁步入仕途，任职四方，主政州郡，又先后在刑、工、户、御史台、度支等多部门交替任职，对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状况有切身的体味和广泛的了解，对朝政的得失特别是弊端有较为清醒的认识，笃志好学和丰富的阅历使他成为唐朝中期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和理财家。这为杜佑撰写《通典》提供了厚实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充分的实践经验材料。

　　杜佑在宦海沉浮中目睹了开元盛世的励精图治和繁华兴隆，目睹了安史之乱后的政治衰败和社会动荡，促使他从政治得失的视角去探索历史变迁的真正原因。杜佑巧妙地利用这一优势条件，在繁忙的政务之余，宵衣旰食，手不释卷，孜孜以求，几十年如一日，倾36年心血，考究历代典章制度的源流，提出自己的主张和见解，将对历代典章制度的研究与社会现实问题相结合，学以致用，撰成皇皇巨著《通典》。

　　《通典》成书于唐宪宗贞元十七年（801年），全书共200卷，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法、州郡、边防九典，子目1500余条，约190万字，记述了上至远古黄帝时期下迄唐朝天宝末年的制度沿革，其中对唐代制度的叙述尤为详细。

　　《通典》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典志体史书，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它的问世使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四库全书总目》评论此书“详而不烦，简而有要，原原本本，皆为有用之实学，非徒资记问者可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