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唐代文学家韩愈，人们并不陌生。“天街小雨润如酥”的自然逸趣，“业精于勤荒于嬉”的谆谆劝勉，“传道、授业、解惑”的师道精神，“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的人生慨叹，“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的揶揄讽刺，都出自他的杰作。近千年前，大文豪苏东坡就曾热情地称赞韩愈“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韩愈用如椽之笔振起了八代以来的衰敝文风，坚定地维护儒家思想地位，振起世人的精神力量；他忠言直谏，不惜触怒一国之君，他勇毅果敢，折服了犯上作乱的藩镇统帅。后人评价韩愈具有“立德、立功、立言”至高境界，韩愈的各方面成就与他深厚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人生际遇密切相关。

　　韩愈（768—824年），字退之，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身处内忧外患的中唐之世，幼年丧父的韩愈颠沛流离，跟随兄嫂从中原到了岭南。少年时代虽然辛苦遍尝，却也开阔了视野，坚定了意志。他发奋攻读诸子百家，对儒家经典产生了浓厚兴趣，并立志发扬古代圣贤的道德精神。然而，在那个佛、道二教昌盛、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坚守着“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信念的韩愈，显得有些不合时宜。20岁那年，韩愈来到长安城参加科举考试，面对着长安城的繁华锦绣，理想与现实发生了激烈碰撞。他在《复志赋》中感叹道：“惟名利之都府兮，羌众人之所驰；竞乘时而附势兮，纷变化其难推；全纯愚以靖处兮，将与彼而异宜。”生活在这个竞相追名逐利、人心变化莫测的都城里，韩愈产生了本能的疏离与拒斥，然而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一切，勉力求仕立身。韩愈这一时期的作品，除了他不得已写给达官贵人的自荐文章，还有一首留给自己的诗——不饰比兴、直面心灵的《出门》：

　　长安百万家，出门无所之。岂敢尚幽独，与世实参差。古人虽已死，书上有遗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出门各有道，我道方未夷。且于此中息，天命不吾欺。

　　在高轩骏马、崇楼杰阁之外，是孑然一身的青年韩愈。他的“出门无所之”，与其说是建筑空间和人际关系上的无所依凭，不如说是心灵的无处安顿。然而，他清醒地认识到，“与世实参差”的理想信念固不可违，一味崇尚“幽独”、避世亦不可取。于是，韩愈笃志“开卷”，追仰圣贤，澡身浴德；同时满怀自信地“出门”——打开心灵的门窗，脚踏实地，注目当下，在一条尚未通达的人生道路上努力前行。从“与世实参差”的茫然与无奈，到“且于此中息”的从容与笃定，这朴拙诗句中蕴含着的真醇与弘毅，或许能给千载之下常感疲惫和焦虑的人们带来一些“若相期”的慰藉吧。

　　当“出门各有道”的读书人渐染于宦游旅尘，有的仕宦显耀、趋竞党伐，有的明哲保身、诺诺充位，有的一蹶不振、郁郁终生，而韩愈始终不忘初心，坚守着独立的人格，砥砺着弘通的品性，心系着家国天下。披读韩愈诗文，《原道》《师说》《论佛骨表》是赓续中华文化传统、针对现实补偏救弊的千古宏论，《平淮西碑》《元和圣德诗》《征蜀联句》是对唐代中兴的热情赞扬，《伯夷颂》《子产不毁乡校颂》《太学生何蕃传》是对古今贤士的追摹称颂，《讳辩》《苦寒》《归彭城》是对现实社会丑恶虚伪的讽刺批判，《五箴》《秋怀诗十一首》《琴操十首》是困顿仕途之际的自警自期。可以说，这类篇章都充分展现了韩愈的思想境界、家国情怀和艺术造诣，有着跨越古今的永恒魅力和文化价值。

　　除了这些宏大的主题之外，韩愈还留下了不少与友朋交游唱酬之作，徜徉于审美人生，别有一番意趣。如著名的《同水部张员外曲江春游寄白二十二舍人》：

　　漠漠轻阴晚自开，青天白日映楼台。曲江水满花千树，有底忙时不肯来。

　　雨后的长安，轻阴褪散，楼台熠熠于朗照之下，花树摇影于澄泓之中，这一幅盎然春色，直教人襟抱顿开。韩愈暂时搁置了烦冗公务，与友人张籍一道加入曲江春游的人群，恣意观览之际，忽然想起另一位友人未至。于是，在前三句写尽流丽春景之后，结入口语化的问询，意谓能有什么繁忙的事，让你抛舍这美好春光呢？亲切关怀间，颇带惋惜之意。同时，韩愈借问友人之“忙”，也衬出了自己的宽闲心境，为小诗增添了几分意趣。

　　这位“不肯来”的友人，就是唐代的另一位大文豪白居易。白居易见到韩愈的赠诗后，随即和作一首：“小园新种红樱树，闲绕花行便当游。何必更随鞍马队，冲泥踏雨曲江头。”原来白居易也不愿辜负这春色，只不过不想去“冲泥踏雨”罢了，他的小园红樱上的春意闲情丝毫不输曲江花树呢。一样的闲情，群游得之，独处亦得。这便是唐代文人与自然相通、与性灵相契的审美生活。

　　到了第二年早春，韩愈偶然的一次独处静观，成就了另一佳作，那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二首》：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所谓的“天街”，在长安城的中轴线上，因直通宫城的承天门而得名。承天门以外的皇城，是唐王朝中央机构所在地。此时的韩愈，正处于一生仕宦的巅峰，官居吏部侍郎，其官署就在天街以东。从第二首的“官忙”和“凭君先到江头看”可以看出，韩愈比去年曲江春游时更加忙碌了，他只好先请张籍去曲江看看春意几许，而自己只能利用处理事务的间歇，在衙署周围吟咏春景了。即便如此，早春时节最动人心弦的一幕仍被韩愈捕捉到了：在酥油一般温润的细雨中，远观近取，草色依稀，似有还无。在韩愈看来，这不但是早春胜境，而且是一年到头最好的春光。相比而言，春日皇都里的浓烟密柳、繁花锦绣，本是无人不赏、无人不爱的盛景，韩愈去岁不还称赞过“曲江水满花千树”的华美吗？然而，物壮则老，盛极而衰，怎如含润于细雨中的一川浅草，正见得孟春时节“天气下降，地气上腾，天地和同”的机趣与曼妙，其间酝酿着无限生机、无限希望、无限可能。面对此景，“官忙身老”的韩愈，是否也回想起了自己初入长安、“年少逐春”的那段青葱岁月呢？

　　从“出门无所之”到“官忙身老大”，韩愈用一生的创作向人们坦示了周游于理想与现实、天地与人生间的真醇之心。他的作品，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影响，很多文人都向他请益，并以“韩门弟子”相称。韩愈身后，作为弟子兼女婿的李汉将其遗作编为《昌黎先生集》。宋代以后，韩愈文集的刊刻和传播范围越来越广，文人士子们“非韩不学”，欧阳修、朱熹等一大批名流在韩愈文集的校订整理上不惜倾注大量心血。有幸的是，今天人们还能看到一些宋代流传下来的刊本，比如魏仲举编《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王伯大编《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廖莹中编（世綵堂本）《昌黎先生集》等，这些海内珍本相对完整地呈现了韩愈作品的面貌，体现了宋贤整理韩集的卓越成果。到了明清时期，韩愈被公认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集的校勘、注释、评点也持续不断展开。直到清末，韩愈文集一直都是历代读书人案头必备的要籍，其中的一些经典篇章，甚至成为私塾里的启蒙课文。20世纪以来，马其昶《韩昌黎文集校注》，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屈守元、常思春主编《韩愈全集校注》等先后问世，近年来，又有多种全集、选集不断涌现，为读者提供了可信而丰富的读本。与此同时，大批学者运用现代的眼光对韩愈思想、文学成就做了深入细致研究，形成了“韩学”的规模和气派。其中颇具代表性的是著名学者陈寅恪的《论韩愈》，他将韩愈的文化意义置于“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的思想坐标之中，这对于当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亦不无启示意义。可以说，韩愈诗文的历代流传、品鉴与研究，不仅让今天的人们有机会从不同视角走近韩愈的大块文章，同时映衬出千年以来中国文学史、文化史的沧桑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