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王朝的建立一方面将大理完全融人汉文化圈内，一方面又给大理古代文化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灾难的起因大半缘于帝王的个人品格，这是由其所建立的王权政治所决定的。朱元璋作了皇帝之后，其性格中的残暴和狭隘很快就显露出来了，而一旦这种狭隘与凶残表现在文化的问题上，其为害尤其深远。这位从下层社会出身的太祖皇帝内心十分敏感，比如他在《孟子》中读到“草芥寇仇”之类的话语，也会老大不舒服，一向在中华文化中具有亚圣地位的孟子竟然因此而被免除了配享孔庙的资格。圣人的境况如此，遑论其他:一个叫高启的诗人因为涉嫌讽刺而被膜斩;一个叫叶伯巨的老实而听话的臣子因为响应号召给皇上提意见，说是官封得太多，用刑太繁，求治之心太急，他因此把性命连同他的忠诚一起丢在了狱中;更有一个叫徐一夔什么教授，在例行的贺表中写了如下贺词:“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皇帝怀疑是恶毒攻击，因为“光天”可解作“光头”，“生”可读为“僧”，“作则”就是“作贼”。徐教授不经意之间拍马屁把自己的脑袋拍掉了，连那些职业马屁精看了也会不寒而栗。朱皇帝疑心有人讽刺他，更害怕有人学他的样子造反，于是有了明初的胡惟庸、蓝玉两件大案，受株连而死的前后达四万五千多人。
　　朱元璋对大理也不放心。当傅友德、篮玉、沐英三将军平定大理之后，随着军事征服而来的是文化的毁灭。朱元璋想学秦始皇，他想让大理人只知道有朱元璋而不知道有过阁罗凤、段思平之流或其他的什么人。他的第一个战略步骤是烧书，“在官之典籍，在野之简编”，全都付之一炬。那一定是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似乎没有人敢于隐藏点什么，因为历史证明没有什么被隐藏下来。随着那些文化典籍化为灰烬，大理文化的历史出现了诸多的空白。朱元璋灭绝大理文化的第二个战略措施是挖掘削平元以前的坟墓，他要把先前的大理文化连根铲除，不留下一点痕迹，一切重新开始。这一招在中国文化看来是最损也是最毒的，中国重祖先崇拜，又讲究风水，挖祖坟是最为忌讳的事情，然而朱皇帝大权在握，他才不会去管别人的感受，他总是哪招最狠就出哪招。一个热衷研究南诏大理文化的朋友曾为此而感叹:那次文化清洗实在太干净了，几乎是荡然无存，真让人难以置信!鉴于元代的教训，朱元璋对于利用像段氏那样的土著大姓名家治理大理已失去信心，所以，他所做的第三件大事就是指派沐英作为永镇云南的总兵官，同时又接受了沐英的意见，由内地向云南大批移民，改造人口结构，对大理土著实行民族歧视政策。一些名家大姓甚至不得不改换姓氏，以便获得较好的生存环境。杨宪典先生曾在祥云大波那村作过调查，那里有些段氏家族在明初就曾改为李姓，也有的改姓殷，并说看了“殷”就想起“段”。朱元璋在明初对云南大理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当然有他的可能是很充足的理由，建立一个幅员辽阔的大一统的中华帝国需要铁的手腕。可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朱元璋立国后对云南所采取的这些措施对于大理古代文化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浩劫，其历史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然而，在这场文化的劫难中却也有新的值得珍视的东西，我指的是一批日本诗僧在大理的出现。今大理古城弘圣寺一塔南面绿玉溪旁有一座棒锤形喇嘛式石砌佛塔，据李元阳(大理府志》的记载，此塔名“四僧塔”，其中所葬之僧，皆日本人，他们于元末明初“迁滴”大理，个个能诗善书。所以，“四僧塔”又可称为“诗僧塔”。史料中旅居云南有名可查的日本僧人有十几人，其中到过大理的有鉴机先十天祥、斗南、桂隐等人。斗南是有名的书法家，他的字独具风格，有“斗南法”之称，而鉴机先和天祥都是造诣极高的诗人，天祥有两首写苍洱风光的诗特别有名，特录于下;　　十年游子在天涯，

半夜秋风又忆家。

恨杀叶榆城上角，

晓来吹入小梅花。　　　　　　

　———《椅城听角》　　

此楼登眺好，

终日俯平湖。　　

叶尽村村树，

花残岸岸芦。

渔翁晴独钓，

沙鸟晚相呼。　　

何处微钟动，

云藏寺鸟孤。

   —《题龙关水楼》　　

        斗南和天祥这样的日本僧人为何流落于大理，相关史料都语焉不祥，李元阳说是“迁谪”，虽未道明原委，但仍可揣测到这当中一定发生过让人痛苦伤心的事情。有人说他们当中有的是受胡惟庸案牵连而发配到云南的，胡惟庸于公元1380年以谋反罪被杀，受株连被杀的人已达一万五千多，但朱元漳还不放过他，10年后旧案再审，罗织罪名，其中便有“通倭谋反”之罪。于是有一批日本僧人被卷了进去，重则杀头，轻则流放。这些日本僧人当然十分冤枉，朱皇帝真他妈的不够朋友，可是，大理人却够朋友，他们去世之后，“学佛化去，郡人伶而葬之”。于是有了苍山绿玉溪边的日本诗僧塔。　　无论如何，日本诗僧塔是中日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这里栖息着的是曾为世界文化的交流做出贡献并为此付出了代价的日本僧人。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到中国来，应该感谢他们为我们留下了那么美丽的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