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字子厚，号河东，又称“柳柳州”，是中唐时期的杰出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韩愈共同倡导古文运动，并称“韩柳”。从为学、为文、为师、为人等“四为”视角简析柳宗元的治学之道，可为我们增强学习本领提供重要启迪。
为学：“利于人，备于事”
柳宗元在《时令论》中提出，“圣人之道，不穷异以为神，不引天以为高，利于人，备于事，如斯而已矣。”利于人和事，是柳宗元治学的要旨，章士钊就曾用“有益于世”来评价柳宗元。
抱负宏大。他抨击“学而为己”“决科求仕”观念，立志“延孔子之光烛于后来”。他传道利民，“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贬谪中“行则膝颤，坐则髀痹”，但他穷且益坚，“虽万受摈弃，不更乎其内”，写就《永州八记》等佳作。
突破创新。他以批判革新为治学风气，《天对》回答了屈原《天问》中的170余个疑问，《天说》批驳了韩愈的天命论，发展了朴素辩证法和朴素唯物论。毛泽东称赞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柳宗元是一位唯物主义哲学家，见之于他的《天说》，这篇哲学论著提出了‘天与人交相胜’的论点反对天命论”。
爱憎分明。他任柳州刺史时，针对两税法运行乱象，“定经界，核名实”，清查土地数量和贫富户口，切实按贫富差异纳税。他对弱者深切同情，为“手刃父仇，束身归罪”的徐元庆鸣不平，驳斥谏臣陈子昂“诛之而旌其闾”的荒唐见解，认定“达理闻道”不应治罪。柳宗元赞赏吴武陵的文采，却毫不客气地批评其宿命论的观点。
为文：“文者以明道”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总结，“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这既反映了他的写作态度，又折射出其写作技巧。
改进写作态度。一方面，目的从“以辞为工”转变为“明道”，更为注重阐明道理，正所谓“凡为文，以神志为主”。另一方面，重心从形式演进为内容，改变重句式而轻内容的歪风，不再一味苛求形式及文辞，避免在学术上误入歧途。
提升写作技巧。柳宗元注重“羽翼夫道”，考究方法。比如，规避“轻心”“怠心”“昏气”“矜气”，使文章深厚、严谨、清晰、谦敬；讲求“抑”“扬”“疏”“廉”“激”“固”，让文章含蓄、明快、通达、精简、清雅、庄重。着重“取道之原”，深汲精髓。譬如，借鉴《尚书》的质朴、《诗经》的情理永恒、《三礼》的内容合理、《春秋》的褒贬、《易经》对趋势的把握，阐明思想应当源于五经等儒家经典和尧舜孔子等儒道本原。侧重“旁推交通”，知一万毕。他遵循儒学思想，又兼习百家之言，力推融会贯通。例如，学习《谷梁传》的气势、《孟子》《荀子》的通畅、《庄子》《老子》的视野、《国语》的趣韵、《离骚》的幽深和《史记》的简洁。
为师：“不敢为人师”
柳宗元在十多篇论著里阐述了师道，如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明确表态“不敢为人师”。这固然有他自身的深层考虑，但也映射出其对师道的深刻感知。
重视师道。他痛心疾首于“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的师道衰微现象，认为反对从师的人就像“邑犬群吠”。他自称，以前在长安时，每天有时会有几十个后辈学者到他家门前求教。韩愈在《柳子厚墓志铭》中记载，“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可见，柳宗元所培育的后辈学者数量多、效果好。
力戒虚名。柳宗元提议“拒为师弟子名，而不敢当其礼者也”，坚守“取其实而去其名”“去其名，全其实”。这充分显示出他对避师之名而就师之实的期待。由此可知，他排斥老师学生的名义，不愿接受学生的尊师礼节；更关注的是能否尽为师之实、给学生带来实际的帮助。
遵循规律。他提倡“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种树诀窍，凸显因势利导、因材施教。柳宗元倡议“交以为师”“苟自择之，取某事，去某事，则可矣”，彰显出对亦师亦友的希冀、对学生主体性的推崇。他强调日积月累，做实做深做透文献的搜集、整理、比较和综合，以量的积累换取质的提升。
为人：“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
柳宗元在《报袁君陈秀才避师名书》中写道，“大都文以行为本，在先诚其中”，力主人品决定文品，将德行特别是真诚视为文学修养的根本。
端正心态。柳宗元告诫秀才“慎勿怪、勿杂、勿务速显”，也就是慎重对待，不贪图怪异、不杂乱无章、不急于扬名。由此看来，他将一以贯之的内心净化和实践历练作为学问之基。
持续学习。尽管柳宗元“少精敏，无不通达”，但仍非常重视学习。他指出，“圣人之道，学焉而必至”，表达了学习圣人之道并学成的决心。他绘制了由六经到《论语》《孟子》，再到《左传》《国语》《庄子》《楚辞》，最后到《谷梁传》《史记》等的学习图谱，供后辈学者熏陶思想、陶冶情操。
知行合一。他期望妻弟杨诲之“圆其外而方其中”，并表示“恒中者轴”。“方”即车箱，“圆”为车轮，“轴”是平衡用的车轴。“轴”牵制“方”“圆”，而“中”则是备受各家认可的“大中之道”。这些映射出知行关系，涵盖内在境界和外在处事方略：在认知上“方其中”，在践行中“圆其外”，二者有机统一于“大中之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