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末，一位老人踏着厚厚的绿荫走进了国立安徽大学的校园，他的到来让学子们长长地兴奋了一阵子，这不仅因为他一身的学问，还因为他所经历的那无数的传奇。他就是陈澹然，一位在仕与隐之间漂泊了大半辈子而最终又回归到学问上来的杰出诗人和经史学家。这次，他是应国立安徽大学校长杨亮功教授之请，来此主讲“中国通史”。
　　在清末民初的学术界，陈澹然素有“异士”之称。他早年曾师从著名学者桐城方宗诚先生，按理应该恪守桐城派的文理教义，但他却自破桐城家法：做学问竭力主张调和汉宋，写文章则喜欢用一些性灵言语。他还曾公开讥讽桐城文章为“寡妇之文”，对稍早于他的桐城派最后一位大师吴汝伦他也有自己的学道：“吴挚甫（汝伦）依曾涤笙（国藩）成名,造诣如何，我不敢妄议，他自命为桐城正宗，我疑其未必然也”。吴汝伦的文章学术在当时的影响非常大，他与薛福成、黎庶昌、张裕钊并立于曾国藩门下，被誉为“曾门四弟子”，而作为四弟子中唯一的桐城人，他更是受到桐城士子的拥戴。陈澹然的这些言行无疑忤逆了周围读书人的情感，被大家视为“桐城叛逆”。
　　纵观先生一生，贯穿了这种“叛逆”性格，什么刚常名教，职业尊严对他来说都是一捆无用的绳索。他光绪19年（1893）中举人，授资政大夫，民国初年充任大总统府高等顾问，陆军部编修，后任江苏省省长公署顾问、安徽水利局长、安徽通志局总裁、安徽商业学堂总监。曾先后受到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徐世昌等人器重，便都因为他天生的一副傲骨，不愿意压缩自己去趋时应世，任职不久，就被罢黜或自己挂冠离职。于是，他一边高歌“遥指舳舻名利客，片帆高挂几时还”，一边一次次地重复着自己的客游生活。
　　陈澹然的游学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他一边行走，一边披阅人世间的苍桑冷暖，蓄积自己的智慧，寻求报国门径。在北京，他曾上书李鸿章，论富国强兵之道；他湖湘，他又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和湖南巡抚陈宝箴进言，主张推行新政，启用新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充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期间，竭力反对袁氏的称帝之举，保持着一个读书人特有的清醒和良知。但在任何一个乱世的政坛上，良知的生存空间总是很逼窄，因此澹然先生的智慧品格更多地流淌到另外一个方向，那就是他的学术和文章。
　　做学问本来就是陈澹然的本行，而且对他来说做学问可以让他暂时忘却纷扰的时事和破碎的理想给他带来的苦痛，可以让他自由地去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空间。陈澹然的治学方向主要在经史之学，但他不做那种枯寂的学问，他的思考层面非常广阔。他先后著有《江表忠略》、《异伶传》、《原人》、《原学》、《蔚云新语》、《契庵文简》、《晦堂文论》、《寝言》、《权制》、《中国通史》、《田间兵略》、《波兰泪史》、《江苏通志》等书稿百余卷。从这些书卷中，我们不能看到的是：他深厚的学问功底上不断闪烁着那种济世的情怀。现实中有太多的无奈，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用笔去摇醒世人的决心。在他的眼里“廊庙江湖皆事业”，这真是一种可爱的书卷气。不过，读书致用本来就是中国传统的读书人心目中一个重要的价值取向，只是许多人用它来自谋，而先生一直想着用它来济世而已。
　　与陈澹然同时代的桐城学者有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论才学修为四人当在伯仲之间，都是清末民初桐城士子中的佼佼者，但在做学问的独立和清醒上，马通伯及二姚兄弟都逊于陈澹然：马、姚两氏死抱着桐城派200余年的教义不放，把延续桐城文章的香火作为自己的一个重要使命；而陈澹然在治学途中，不盲从传统，能够独辟蹊径，养就了一种独立精神和开放品格，将学问做得更合世情、更有个性。
　　其实陈澹然的学术个性又可以看作桐城派在末期的一次裂变。桐城派起于康熙，兴于乾嘉，“天下多归向”，成为一代文宗，但曾国藩以后，逐渐式微，而到马通伯、陈澹然这一代是更趋末势。因为，此时桐城派所苦
　　苦追索的“雅洁”和“中正平和”的境界已远远不能满足近代启蒙的需要，这是当时的大势；而对陈澹然个人来说，在桐城文章中启蒙之后，广征博采，其创作实践更接近于“公安三袁”，主张的是“言文合一”，所以，陈澹然与桐城派的分道扬镳也在情理之中。
　　在桐城近代文人中，陈澹然无异是个“异数”。他学出桐城，却自破桐城家法，被视为桐城派叛逆；他热衷仕途，抱负远大，却放着袁世凯、段祺瑞等人的高官不做；他才高学深，出入于名臣缙坤之间，他却常常为“穷”、“愁”两字而四处奔波，潦倒不堪。他的辽西弟子称他的不得志是“夫子道至大，天下莫能容”，剔除其中的情感成份，倒不难提练出“道与时违”这四个字来。陈澹然的一辈子似乎也没有走出这四个字。
　　1930年一个阴雨绵绵的日子，陈澹然先生因病辞世。那一年，他71岁。他的走象他的来一样，在国立安徽大学校园里，在学子们的心中掀起了一道长长的波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