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疫论》是中医温病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性著作，是中医理论原创思维与临证实用新法的杰出体现。分上下两卷，明代吴又可撰于崇祯十五年壬午（1642年）。吴又可在《温疫论》中创立了“戾气”病因学说，强调温疫与伤寒完全不同，明确指出“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创立了表里九传辨证论治思维模式，创制了达原饮等治疗温疫的有效方剂。对后世温病学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温疫论原序

昔仲景立《伤寒论》，其始自太阳，传至阳明，以至少阳，次传三阴，盖为正伤寒设也。嗣后论者纷纷，皆以正伤寒为辞，其于温疫之证甚略。是以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犊，俱系正伤寒。迨夫临症所见，悉见温疫，求其所谓正伤寒者，百无一二。予即按诸书，咸以为春、夏、秋所发，皆属温病，而伤寒必在冬时。则历年较之，温疫四时皆有，而真正伤寒，每在严寒。虽有头疼、身痛、恶寒、无汗、发热，总之谓太阳证。至六七日失治，未常传经。每用发散之剂，一汗即解。间有不药亦自愈者，并未常因失汗，以致发黄、谵语、狂乱、胎刺等症。此皆感冒肤浅之病，非真伤寒也。伤寒、感冒，均系风寒，不无轻重之殊，究竟感冒俱多，伤寒希有。况温疫与伤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马攸分，益见伤寒世所绝少。仲景以伤寒为急病，仓卒失治，多致伤生，因立论以济天下万世，用心可谓仁矣。然伤寒与温疫皆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谆谆以告世，况温疫多于伤寒百倍，安忍置之勿论?或谓温疫一证，仲景原别有方论，历年既久，兵火湮没，即《伤寒论》称散亡之余，王叔和补方造论，辑成全书。则温疫之论，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祯辛巳，疫气流行，感者甚多，于五六月益甚，或合门传染。其于始发之时，每见时师误以正伤寒法治之，未有不殆者。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尽有不及期而死者;亦有治之太晚服药不及而死者;或妄投药剂攻补失序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感邪之轻者，有获侥幸;感邪之重者，而加以失治，枉死不可胜计。嗟乎!守古法则不合今病，舍今病而别搜古书，斯投剂不效，医者仿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医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古册之遗忘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之不幸如此。余虽孤陋，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抵之处，与夫传变之体，并平日所用历应验方法，详述于下，以俟高明者正之。

时崇祯壬午吴趋吴有性又可撰

自叙

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其传有九，此治疫紧要关节。奈何自古迄今，从未有发明者。仲景虽有《伤寒论》，然其法始自太阳，或传阳明，或传少阳，或三阳竟自传胃。盖为外感风寒而设，故其传法与温疫自是迥别。嗣后论之者纷纷，不止数十家，皆以伤寒为辞。其于温疫证则甚略之。是以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系伤寒，及其临证，悉见温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不知屠龙之艺虽成而无所施，未免指鹿为马矣。余初按诸家，咸谓“春、夏、秋皆是温病，而伤寒必在冬时”。然历年较之，温疫四时皆有。及究伤寒，每至严寒，虽有头疼、身痛、恶寒、无汗、发热，总似太阳证，至六七日失治，未尝传经。每用发散之剂，一汗即解。间有不药亦自解者，并未尝因失汗以致发黄、谵语、狂乱、苔刺等证。此皆感冒肤浅之病，非真伤寒也。伤寒、感冒，均系风寒，不无轻重之殊。究竟感冒居多，伤寒希有。况温疫与伤寒，感受有霄壤之隔。今鹿马攸分，益见伤寒世所绝少。仲景以伤寒为急病，仓卒失治，多致伤生，因立论以济天下后世，用心可谓仁矣。然伤寒与温疫，均急病也。以病之少者，尚谆谆告世。至于温疫多于伤寒百倍，安忍反置勿论?或谓温疫之证，仲景原别有方论，历年既久，兵火湮没，即《伤寒论》乃称散亡之余，王叔和立方造论，谬称全书。温疫之论，未必不由散亡也明矣。崇祯辛巳，疫气流行，山东、浙省、南北两直，感者尤多，至五六月益甚，或至阖门传染。始发之际，时师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当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有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叙而死者。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者，比比皆是。所感轻者，尚获侥幸;感之重者，更加失治，枉死不可胜记。嗟乎!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原无明论，是以投剂不效，医者仿徨无措，病者日近危笃。病愈急，投药愈乱。不死于病，乃死于医;不死于医，乃死于圣经之遗亡也。吁!千载以来，何生民不幸如此。余虽固陋，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处，及其传变之体，并平日所用历验方法，详述于下，以俟高明者正之。

时崇祯壬午仲秋姑苏洞庭吴有性书于淡淡斋

徐序

……而已。于化工之口口口口口茫乎未有得也。故为学以治经为急，业医以《灵枢》、《素问》为急。顾轩岐而后，代不乏人。春秋之和也、缓也、扁鹊也，西汉之庆也、意也，东汉末之华佗也。是皆心通造化，出入鬼神，非学者所能思议。独长沙张仲景先生所著《伤寒》一书，为千万世立方之祖。愚尝谓仲景之伤寒，实与《灵枢》、《素问》相表里，学者不可以不读。自是而后，医学判为两途，有专主于凉者，有专主于温者。刘河间著《原病式》，以为天下之病皆起于湿热，大意在扶阴以抑阳。承其绪者，有朱丹溪、汪石山、缪仲醇之学。李东垣著《脾胃论》，以为天下之病皆起于内伤，立补中益气汤以为后天生化之本，大意在扶阳以益阴。承其绪者，有薛立斋、张景岳、陆养愚、赵养葵之学。而戴原礼、万密斋则又参用二家，未尝有所偏重。要皆于《灵枢》、《素问》之旨并行不悖者也。家君遂生先生，博极群书，而尤邃医学。当景岳下世之后，其所著《类经》，时人未之奇也。家君得而读之，叹其批隙导窍，为王、马二家之注所未及，数数为人道之。由是《类经》之书满天下，家君表章之力为多。景岳之书，其未刻者尚有《传忠录》、《妇人规》、《本草正》、《古方八阵》、《新方八阵》数种。家君多方购求，尽得其书，时欲刻之以公天下。而鸳湖石子临初，攻于医理，与家君有水乳之合，盖亦读景岳书而深有得焉者也。石子旧游京师，其道为公卿大夫之所重。未久而归。戊辰，予入长安，会石子亦再至都下，欢然相见。讨古衡文之暇，相与极论医学之源流，深慨轩岐之绪不绝如线，而黄石斋先生所谓“京师如海，独无医者”，斯言为信而有征也。庚午之岁，温证大行，时医不解治法，多致危殆。石子悯之，于是以吴君《瘟疫方论》二卷，手授坊客，俾刻之以传，其嘉惠天下之意不少。然而吴君之论，专以丹溪、河间为宗，与东垣、立斋若水火冰炭之不相入。盖就温疫之一证论之，非谓可概施于他证也。且温疫一证，亦有内伤、外感之不同，有本热而假寒，有本寒而假热，非可专投栀、柏，纯用芩、连。若此者，吴君尚未之及，则其于《灵枢》、《素问》之旨，合乎?否乎?其所得于前贤之绪论者，深乎?浅乎?考吴君在日，与景岳、养愚辈同为崇祯朝人。而景岳之序《类经》也，至谓“丹溪之道不熄岐黄之道不著”—立说未免稍过。然使吴君所论，得令景岳见之必有操戈相向者矣是在有道者详审而论定之，予未敢以轻议也。吴君名有性，字又可，明季之姑苏人。

时康熙辛未闰秋日 甬江徐文驹子文题于长安书屋

叙言

上古论病，有风寒湿暑之名，乃有非风寒湿暑，感两间之杂气而得病者，此名疫也。然自来名医辈出，鲜不以为闲病而忽之，此名疫也。具区吴又可先生，原本儒术，深求乎天人性命之故，而因肆力于医，于方书无所不窥。既学之有年而出行之也，又济以诚心恻怛。适当明季，疫气盛行。所见之证，皆不合故方，于是益殚精毕虑，心参造化，体验人情，变化神明，独得其妙，著为是论，颜曰《温疫》。崇祯壬午刊刻行世，其版寻为兵火所焚。即有遗书数帙，复为人庋而不观，深可痛惜。余近岁以先君子抱疴，时求治于四方国手，因购此书，而都无有藏者。一日偶过朱震谷表侄案头，获睹是本，授而读之。其洞达病情及疏利肠胃等论，虽圣人复起，不易其言。因起而谓震谷曰:知先生者，实可活人矣。若家长沙公为外感风寒而作《伤寒论》，有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条分缕晰，允推后世之师。今先生因内触邪气而著《温疫论》，于中立九传之法，又补前人所未逮。盖伤寒之与温疫，证相似而实不同。世医不辨病之为外感、为内触，遇疫证群目为伤寒，其有不杀人也者几希。嗟嗟夫!正伤寒有几哉?大抵皆温疫耳。今岁甲戌，时证流行。或家一二人，或家数人，甚至阖门传染。及一一询其病原，总不出先生论中所云，依方投之而即愈。夫乃益知先生之论为不刊，而此书之不可以不广布也已。爰亟付之枣梨，俾与长沙一编，双峙并行，庶几不负先生救世之苦心云。但余于医书亦无师授，间从读礼之暇，翻阅此论，其中稍稍有得者，不揣鄙陋，妄加点抹，未知不轩渠于当世之彗眼否也。

时甲戌秋杪 嘉善后学棘人张以增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