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的发展背景来看，放生既有源于中国古代民俗的影响，又有着佛教经典的依据，因此在中国的民间和佛教界内都有着相当深远的影响。以下将主要从“放生”的历史发展脉络加以梳理，具体分两个方面：一、中国本土文化中的“好生”思想，二、早期大乘佛典中的“放生”思想。 本土文化中的“好生”思想 春秋战国时期，我国就已开始出现了“放生”的习俗，从而说明惜物爱命，乃至放生的善举，在中国本土文化之中早已具有了深厚的思想背景，从中可以看出古人对于生命的渴望、尊重以及好生、护生的理念。 放生与好生、护生紧密相关，在佛教还未传入之前，这种思想观念在历史文献中就已有记载，其主要体现在顺应天地之德和人本身对于生命的关爱。在中国本土自古以来就有着好生的观念，“上天有好生之德”也从古代以来，一直被作为中国的优良传统保留至今。 据史料记载，中国本土最早出现放生的记载，是出自于《列子·说符篇》卷八中的如下一段：“邯郸之民，以正月元旦献鸠于简子。简子大悦，厚赏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过不相补矣。”简子曰：“然。”此中提及当时邯郸的老百姓，在正月初一的时候就会献贡斑鸠给赵简子，赵简子每次都会厚厚赏赐老百姓，之后再将斑鸠放生，以此来彰显诸侯有好生之德。 在佛教中，“放生”主要是缘于大乘佛典中“戒杀护生”的思想，如《梵网经》中有云：“佛子应以慈心行放生之业，因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我生生世世皆由彼受生。故六道众生，悉是我父母。若见世人杀畜牲时，应方便救护，解其苦难。”在佛教看来，所有众生都处于六道轮回之中，众生中的任何一个生命体，也都是生生世世受身于父母。所以，其他任何众生都很可能是其过去的或者是未来的父母。同时，佛教戒律中也将“杀生”判为“四根本罪”之一，而不杀乃至“放生”，自然就有着无量的功德，如《大智度论》中所云：“知诸余罪中，杀罪最重。诸功德中，不杀第一。” “放生”的思想起源，若从历史发展脉络来梳理的话，其最早可追溯到佛陀时期，根据《六度集经》记载：佛陀在往昔为大理家时，曾因睹见市人卖鳖，而行以百万赎买放生之事。这一点诚如经中所云：“昔为大理家，积财巨亿，常奉三尊，慈向众生。观市覩鳖，心悼之焉，问价贵贱。” 梁·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二之《法苑杂缘原始集目录》中所载之《放生缘记》中的相关记载得知，梁末时，荆山居士陆法和“所至江湖，必立放生池，切戒杀生” 。此中讲述了有关于放生的实际落实，如此一来，放生也就渐渐发展成为不杀生的一个延伸。 自此以后，佛教开始提倡断肉食、不杀生，如在梁武帝时期，当时的佛弟子即是依据《楞伽阿跋多罗宝经》：佛告大慧，有无量因缘不应食肉，然我今当为汝略说。谓一切众生从本已来，展转因缘，常为六亲，以亲想故，不应食肉……凡所饮食作食子肉想，作服药想故，不应食肉。”其后梁武帝还命令下诏禁止杀生，又废止宗庙供献牺牲，这对于护生起到了极大的帮助。 在此之后，放生的传统随之越演越烈，蔚然成为一股风气，其影响一直持续到隋唐时代。说起隋唐时期，“放生”思想及相关活动尤为天台山智者大师所倡导，而大师在劝导当地官员、百姓行放生之善时，最为常用的就是讲说佛经《金光明经》。如《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中提及：“先师为此而运普悲乘舍身衣，并诸劝助赎……一所永为放生之池，子时计诩临郡请讲金光明经。”正是由于佛教的影响，戒杀护生乃至放生的观念开始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积极地投入到该项活动中。不过，初期的放生大多属于自发的个人行为，即还没有形成一定的规模和组织，直到天台智者大师时期，才开始形成中国佛教的放生习俗。 中国早期的放生思想，一方面有受到佛教戒杀、护生思想的启发，另一方面也有受到了本土传统文化思想中“好生”、“仁爱”、“恻隐之心”等思想的影响。不过在二者之间，佛教则更着重于法、食二施，而这一点也恰好是有别于本土传统之好生、放生的地方。 在佛教传入中国二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作为佛教徒的我们，已经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生活方式，现今放生的活动能广泛普及大众，并成为佛教修行办道的一种不可或缺的重要体现方式。这不仅有利于保护大自然、保护动物，也有利于保护人类自己，实现生态平衡。对于一切有情众生，佛教认为，皆当用慈悲的态度予以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