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发展的七个阶段，到王阳明时到达顶峰
2024-02-04
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百家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家思想的特点是开放和包容，相比其他学派，儒家思想的经世致用特点极为明显，周公以及三代（夏、商、周）礼乐是儒家思想的先导，之后由孔子创立儒学，几千年来以此为基础，逐渐形成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
纵观儒学的历史发展，有低谷也有高潮。其发展阶段大致分为以下几个时期：早在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时期，周公姬旦等政治家就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天、敬宗、保民，以及天命无常、有德者居之，皇天无亲、唯德是辅等思想，儒家思想开始发端。这个发端是高端的，理论基础比较厚实，一开始就把个人命运与祖宗、上天勾连在一起。约五百年后，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和他的弟子继承前人的思想，在此基础上创立了儒家学派，这个学派的学说一开始并不十分系统，也谈不上很精细。我们今天见到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以及五经《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等，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孔子的弟子曾子对儒家思想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他写的《大学》对人的成才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路径:一是“三纲领”，即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二是“八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公元前221年，中华瑰宝之儒家文化面临着重大的危机。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帝国。但却要大力推行“焚书坑儒”。公元前221年，中华瑰宝之儒家文化面临着重大的危机。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集权帝国。但却要大力推行“焚书坑儒”。秦始皇时期，李斯下令将医学、占卜、《诗》、《书》等书籍全部烧掉，而这些书在民间也不准私有。有很多儒生不接受焚书这一举措，日发讨论、逃亡，但还是被抓。秦始皇更把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全部坑杀。铸就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儒家文化在此刻遭受了严重的打击。西汉初年，由于连年战争，民生凋敝，为了恢复生产、安定人心，西汉统治者采纳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与民休息，不折腾，创造了文景之治(公元前167年-前141年)。到汉武帝(公元前156年-前87年)时，已经是国富民强。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把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引到儒家思想中，形成了新的儒家思想体系。董仲舒认为大一统是天地的常理，要维护国家政权统一，必须实行思想上的统一。第一个是“天人感应”。“君权天授”观念早在西周就已提出，他们认为皇帝是天的儿子，是天子，代表天统治人间。这个学说增强皇权的合法性和神秘性，提高皇帝的权威。但是，对约束皇帝反而起到了反作用。皇帝要是乱来，大臣怎么办？董仲舒认为天和人是能感应的，人作恶多端，上天就会发怒。皇帝要是不好好履行自己的职责，上天就会发怒，皇帝就要反省，要下罪己诏，不然上天就会发更大的怒，灭了你。
第二个是“三纲五常”。“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主要是确认国家和家庭的主要关系。“五常”是指仁、义、礼、智、信。董仲舒在孔孟仁义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了做人的道德准则，使得对人格的要求更为健全，扎实，这五个字对后世影响巨大，至今不衰。汉武帝认为，董仲舒的思想主张对于建立大一统的政权体系、维护长期统治十分有利，因此同意照此实行。公元前136年，汉武帝正式规定《诗》、《书》、《礼》、《易》、《春秋》为“五经”，并设立专事研究和传播五经的教官，称为“博士”，儒家经典成为皇帝钦定的教科书。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兴办太学，规定太学生员一律由儒家五经博士负责教授，考试合格即可到政府当官。儒家思想从此成为历代统治者推崇的正统思想。公元581年，隋朝建立。隋朝当时态度是“利用与扶持儒家”。后来，隋朝很快被唐朝取代，唐朝的文人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长达20余年的整理，把过去除了《乐经》之外的五经（《诗》《书》《礼》《易》《春秋》），通通做了完整的整理和注释。其实是因为，“安史之乱”后，唐朝国势由盛转衰，教育也随之没落，文化教育没落了，其内涵就很少被领悟。其次，虽然唐朝非常重视儒家，但因为他们把儒家只用作“外用”来治国理政，忽视了“内圣”，也就是对于心性的涵养，于是儒家又成了僵化的产物。再次，这个时间点，佛教更为盛行。从斥资巨大的龙门石窟，便可看出佛教之盛行。此时，韩愈提出急需重构儒家道统、重振儒学思想，同时对佛教进行严厉的批判。韩愈表示佛教能收服人心的原因在于讲究内在修养。因此他提出，“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师说》就是韩愈所写的，中国古代第1篇论述教师的文章。这也是韩愈在这个时期对儒家的创新。程朱理学发端于北宋五子：周敦颐(1017年-1073年)、邵雍、张载、程颢、程颐。以他们为代表的一批儒家学者展开了复兴儒学的活动，并融合佛、道某些思想来解释儒家经典，从而形成了以理为核心的新儒学体系一“理学”，到南宋的朱熹(1130年-1200年)时，经朱熹的进一步阐述，这个理学日臻完备，史称程朱理学。到这里，儒家思想进一步哲学化。程朱理学的基本观点:1、人世有天理。天理是宇宙万物的存在的机理，人世间只有一个天理。天理表现在具体要求上就是“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法则等等。2、通过“格物”去认识天理。格物致知，通过亲身学习实践，才能认识天理。人的大脑、内心，原本是空空如也的，要想认识天理，就要通过学习实践去了解。3、存天理、灭人欲。认识了天理，就要按照天理去办事。天理是人们的行动指南，人人都要按照天理办事，按照封建伦理纲常、法则处世，以古圣先贤的嘉言懿行为标准处世。心学也是理学，理学的一个分支。南宋时期，理学家陆象山把“心”作为万物的本原，提出心即理的主张，认为天地万物都在心中。明朝中期名臣王阳明继承了陆象山的学说。王阳明是陆王心学的集大成者。阳明心学的核心内容，主要有三个方面的意思：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人的内心就已经有一个意念中的世界，具备成为完人的一切条件。人出生时，内心世界就已经设置好了、充满了各种潜在知识和技能，理论上讲，万事具备，具备了知一切的可能，直待用“实践”这个密码去激活它，若是没有通过实践去激活，那也等于没有知，因为不被感知就谈不上行与不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就是行，不知不行，不行不知。王阳明强调，人的内心是有规律的，人人的内心深处都有良知，哪怕是罪大恶极的罪犯。良知和其他深藏在内心深处的东西一样，需要不断激活。但良知深藏内心，被各种意念诱惑，稍不留神就会偏离良知的方向。所以王阳明强调，要不断去伪存真、去粗取精，把内心不好的东西剔除出去，“存天理、去人欲”，留下良知，这个过程就叫致良知。致良知的过程也是知行合一的过程，所以王阳明强调人人都要在事上磨练、在实践中体味真知，发现良知，以良知左右自己的行动。王阳明的心学在明代中后期一直风靡，一度超过程朱理学，深刻影响了儒学的发展。清朝满族贵族统治者一开始是不太信程朱理学那一套的，当然，他们也不懂阳明心学。清初的满族贵族多数人不懂汉语，他们几乎都是原始的实用主义者，可以和蒙古人联姻，可以封异姓为王，可以放手任用异族人士担任要职。这种开放包容的氛围帮助满族人以少数兵力迅速占领全中国，甚至收复了汉人丢失千年的西域地区，最终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大清帝国。清朝中期以后，满族贵族日益程朱理学化，到清末鸦片战争时，朝廷上下基本上成了明朝末年的翻版。他们不肯放下身段虚心学习洋人的长处，以倭仁(蒙古族)、翁同龢为代表的朝中大臣，满脑子都是程朱理学思想，阻挠革新，反对洋务，最终把清朝葬送。好在，满族贵族比明朝崇祯皇帝中毒轻一点，他们没有去煤山上吊，而是选择了和平谢幕。程朱理学有其精华的一面，比如爱民思想、严于律己思想，等等，有积极意义。但是，其作为治国思想体系是封闭的，落后的。儒学支撑了华夏文明2000年的运转，其所讲究的智、信、圣、仁、义、忠，直到现在还在对我们做出影响。直到如今，儒学似乎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其影响力依旧存在。或许，这个时代，又是一次吸收、创新、再成主流的沉寂期。毕竟，传承千年的儒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半部中国文化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