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及其弟子的学说。形成于战国中期，标志着先秦儒学发展的一个高峰。

　　时代背景　战国中期是诸侯国家兼并战争激化的时代，七个大国争雄为王，企图统一中国。当时秦国任用法家商鞅变法，以激烈手段打击旧势力，主张通过耕战，统一天下。孟子则继承了孔子的德治主义，反对法家的暴力论。当时在思想界，墨家和杨朱之言亦颇流行，墨家主兼爱，杨朱主为我。孟子从儒家维系人伦社会的立场出发，同两派的学说展开了大辩论，从而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成为先秦儒家代表人物之一。

　　主要特征　孟学的主要特征是，着重阐发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和反省内求的修养方法，为推行仁政和王道（见王道霸道）路线提供理论依据，乃先秦儒学中理想主义的代表。

　　关于人类社会和人的本质，孟子提出人伦说，以五伦即君臣、父子、夫妇、兄弟和朋友五种社会关系或伦次，作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生活的根本标志。认为五伦中双方互尽义务，相互尊重，并以仁义道德为人伦生活的最高准则，所谓“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孟子·尽心下》）。他将孔子提出的仁德，概括为“仁者爱人”，视爱人为人道的本质；将孔子的“忠恕之道”，解释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即将心比心。这是对孔学的重大发展。他是古代人道主义的奠基者。

　　孟子从“仁者爱人”出发，政治上提出仁政说，即以父母子女之爱，对待人民百姓；关心百姓的疾苦，为百姓制恒产，使其免于饥寒；施政应省刑罚，薄税敛，教民深耕细作，不夺民时；在提高百姓经济生活的基础上，设学校，以孝悌教化百姓。其仁政说，是对孔子富民说的重大发展。他把行仁政看成是诸侯国君统一中国的根本保证。进而提出“得道多助”，得民心者得天下，以及“仁者无敌”等论断，反对进行兼并战争的暴力论。关于君民关系，主张民贵君轻，并且提出诛伐说，即对于不行仁政的暴君，人民有权利以武力将其铲除。其仁政论，具有民主主义的特色。

　　为了实现其仁义的理念，孟子建立起以“仁心”为核心的伦理学说。他提出四端说，以仁义礼智四德（见四德说）根于人心，乃人性所固有；提出良知说，以道德行为出于人的良心和本能，以先验论的思维方式解释道德观念的来源。因为仁义诸德根于人心，进而导出了人性善的结论，反对了告子的“生之谓性”的命题，视仁义道德为人的本质属性。因此，在义利观方面，他批评了只顾追求个人利益而不关心人伦生活的个人主义；在德福问题上，提出舍生取义说，主张为了人类的正义，应不惜牺牲个人的生命。在动机与效果问题上，主张以动机是否纯正为判断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标准。他还提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命题，主张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反对以成圣人为少数人特权的传统观念。孟子的伦理学，强调人兽之别和人类群体生活的重要性，主张个人应为群体尽义务，阐发了孔子关于人的价值观念，成为儒家人学的奠基者。

　　人如何保持天赋的仁义之心？孟子讨论了心性观，提出存心说，即通过心的自我反思，排除耳目感官和外物的诱惑，保持仁义之心而不丧失，使善性发扬光大。此即孟子所说：“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关于道德修养，他主张“自反”或“反身”，即自我反省，强调主观努力和道德行为的自觉性。他还提出养气说，用浩然之气解释不动心的道德境界，培养心中之正气或道德情操，以实现“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的伟大人格。孟学提出的以心控制感官从而提高人的精神境界的学说，具有理性主义或唯理论的特色。

　　关于人生的理念，孟子提出存心养性以事天，尽心知性以知天。他继承孔子的观点，以命释天，将个人的死生祸福的遭遇，归之于人力无可奈何的命运；另一方面，将人的善良本性归于天之所与，以道德理念解释天。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充分发挥心的作用，涵养人的性善，了解人的本性，实现与天道合而为一的境界。至于个人的寿命以及物质生活的享受，出于命定，不必追求，主张“顺受其正”，即为正道而奋斗，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此种人生观和世界观，将人的道德生活置于首位，从人格的自我完善角度观察人生，理解世界，以人道明天道，阐发了孔子的人本主义传统，并成为儒家哲学中心本论的先驱。

　　主要贡献和影响　孟子倡导的儒学，富有理想主义成分，其仁政论、人道主义和民本主义，在当时是难以实现的，被视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但其所提出的理想，其中含有永恒的价值。其人性论，以理性的自律和实践，解释人类道德生活的特征，从而将人同动物区分开来，此是孟学的一大贡献。其学说对后来的儒学和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同样起了深远影响。

　　研究孟学的著作，有孟子与其学生万章共同撰写的《孟子》一书，传于后世。《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也记载了孟子及其学生的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