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方言，是徽州人云游四海的一块抹不掉、洗不净的“胎记”，也是体现徽州人精神性格的商品标识。多少年来，人们对这种陌生的语言成因及特点，进行过大量的调查研究，以求寻找到准确的答案，捕捉到演变规律，并从中发现徽州人口迁移，给社会结构带来的冲击和变化。但这种至今仍充满活力的方言，总是让人难以捉摸，让人难以亲近。到过徽州的人，首先会被这“怪异”的方言古语所懵懂。这个似曾相识，又觉陌生的语言世界，撩给人们一个个不解之谜，也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惊奇诧异。

语言是人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人类走向社会的工具。它是逻辑思维形成和情感表达、信息交流、社会交际必不可少的工具。徽州方言，又名“徽州话”或“徽语”，与闽、粤、苏、浙四大方言并列。这与中原地带人类种群迁徙的联系十分密切，形成了以皖南为中心，包括浙之衢州，赣之饶州部分区域。徽州方言，跟闽、粤、苏、浙诸方言一样，都萌芽于中原古语。但由于历史的环境差异，它与其它方言间的差别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来愈大，且更多地保留了远古的口头语辞和形象表达习惯。这种方言，至今仍是“徽州一府六县”的主要地方方言。徽州方言实际上是指歙县话、绩溪话、休宁话、黟县话、祁门话、婺源话，至于解放后曾划归徽州地区的旌德县、太平县、石台县，其语多属下江官话，一般不列入徽州方言。由于历史上歙县长期为州治、郡治，统辖休宁、绩溪等地，所谓徽州方言当以歙县话为代表。可是抗日战争时期，沿海及外地人纷纷迁入屯溪，于是屯溪人口激增，曾有“小上海”之称。解放后屯溪又长期为地区所在地，是徽州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所以屯溪话就成了当代徽州方言的代表。因此，徵州方言可分为屯溪话、歙县话、绩溪话、黟县话、祁门话、休宁话、婺源话等七个次方言区。而在每一个次方言区内，又存在着“五里不同俗，十里不同音”的情况。如绩溪话，以徽岭为界，又分为岭南话与岭北话两大子区域。子区域中，又分若干土话圈。如岭北有坦头话、大源话、临溪话、上庄话。土话圈中又有核心区、缓冲区、扩散区。尤其是徽州边沿地界，方言交×重迭，错综复杂。方言的形成，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地理因素、文化因素。徽州方言，是以徽州人和徽州区域为主要对象的。这些当初生活在中原地带的家族举家南迁，最为明显的信号是引起了语言的种属分化。徽州历史上经历了三次大的人口迁徙，先后有七十八个大姓×定居，并在此繁衍生息。当外来种姓反客为主，成为当地最大种姓时，外来语言就占据了主导地位。而古老土著人的语言，退而求次。因此，徽州方言语种的主要来源，正是基于战争引起的人口集中迁徙。战争这种人为外力冲击，打乱了当地山越人语言的平静和纯洁。生活社区重组，促进了人群的流散和语言交流的速度，导致了新的语言社区整合。另一方面，徽州东有鄣山之固，西有浙岭之塞，南有江滩之险，北有黄山之隘，是典型的封闭山区。隔山不便交流，隔河难以来往。相对独立且偏僻的地理单元，半封闭的山居方式，阻止了居民与边缘地界外来语言的同化，阻碍了语言自身的发展。反过来，也促进了徽州方言特点的形成和定型。一些古语古词并及其原始表达方式没有被淘汰，语言环境的相对闭塞起了十分紧要的作用。徽州方言的顽固性，基于徽州人聚族而居的习性。这种群居习俗，不仅在政治上形成了强大的宗法自治体系，而且在语言上，也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王国。正是这样的语言环境，造就了徽州语言的个性，使得中原地带古语音古语言和土著山越语言的保存，成为客观可能。区域语言自身的特点，使得这种方言很难溶入其它语系并发展。文化的同源性，语言的同一性，又使得区域语言自身产生了一定的膨胀作用。

宏观的考察，只是表明了方言发展的态势。府内各县方言间的融合、变化、扩散，仍在不断地进行。这种语言扩散，由徽州人的种姓繁衍拓展相一致。沿着程、汪、朱、方、胡等徽州大姓始祖迁徙的足迹，不难发现其语言变化的动态轨迹。我们很难说清，歙休两县方言对屯溪话的影响，也很难说准，婺源话与祁门之间的异同，绩溪与婺源间语言是何等接近，无法相信六县语言不能相通，更无法解释土话圈构成中各种“杂音”的来历。徽州方言，具有语调生硬，语节明快和语词形象丰富的特点。这种“江淮官话”，有着自己的语音发音体系。其与北京话为主的普通话音区相距甚远。语音系统最明显的，是声母中塞音、塞擦音多数地方，以读送气清音为主；韵母中咸、山一二等鼻音韵尾，大多消失或转化为鼻化音；声调中，古全浊上声一般不归阴去；不少地方还有“n”化韵，而最大的特色是在语言词汇上。徽州方言保存着大量的古汉语词汇。一些本已消失的语汇，却仍旧在徽州人的日常用语中 被广泛使用。这种现象，既表明了徽州方言，与汉语普通话间的同源性，也表明其发展中的独立性。如台（盘）排，即桌子。台盘是桌子的别称。而把抽屉叫做“装台”。徽州旧俗，无论生前死后一律称妇女为“孺人”，婚后称为“老妪”，称新娘子为“新妇”或“新人（银）”而不叫“媳妇”，称童养媳为“细新妇”。徽州方言自身发展中，创造了许多“形象语词”。如“担柱（帮助歇力的拐杖）”、“拾麻（抓石子）”“衫脱（衣服）”、“天雷（雷）”、“猪傻（神经病）、“帮衬（帮忙）”、“门背后”、“脑盖壳（头顶）”，反映了徽州人形象思维的特点。有的源于特定的社会生活环境。如“茴香豆腐干”，此系指半途辍业回家的学徒工。“茴香”取“回乡”的谐音。有的源于古代话本和戏曲。如“梁山上下来的”，指性格豪爽或粗野之人。“陈世美”，指抛弃贫浅之妻的人。“保正婆”，称好管闲事的人。“和扬婆”，为两面讨好搬弄是非的人。有的源于民间传说。如“烂肚宝”，指机智恢谐但坏点子多的人。“塌皮秀才”，是指穷困潦倒的文化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徽州文化发达，为方言语汇的丰富带来了机遇。还有一些是源于日常生活。如骚鸡公、辣椒蒂、香油瓶、省油灯草、无头苍蝇等。语词创造又是徽方言的一大特色。如“头”、“佬”、“子”、“家”等，缀于词后，表达一种特定的含义。“老子”、“×子”、“哑子”、“儿子”；“日本佬”、“和事佬”、“屯溪佬”、“闷呆佬”；“老人家”、“小官家（小伙子）”“女家”、“细人家（小孩子）”；“屁股头”、“后门头”、“灶下头”、“上屋头”。此外，还有“煞”、“添”、“鬼”、“里”等均有类似的作用。对一些动作性动词，也可以通过重叠加强效果。如“拍拍满”、“压压扁”、“剁剁吃”、“消消气”、“走走看”、“歇歇力”等。一些形容词也可以后缀，以增添语气或程度。如“酸溜溜”、“硬搅搅”、“火冒冒”、“绿影影”、“毛丛丛”、“白月月”等。

徽州方言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可以挖掘出许许多多远古文明的信息，更会给深层次地探索徽文化以全新的启迪。日常口语交流，是生产徽州土语、俚语、谚语的工厂，也是徽州方言词汇创造的源泉。只要打开徽州的村志族志，都有民间谚语的记载，都能见到诸如九、歙、坎、党、恽一些怪僻的生字。这是一个语言魔盒。现代汉语词典上没有或日常很少见到的字、词、词组，徽州人的方言中则是常见。如彳亍、跌苦（丢脸）、说鳖（聊天）、野（玩）、尔仂（你）、渠（他） 等。只要说得明白，听得形象，多人接受，便可在一定区域流传开来。一些古语的无意保留，一些“死词”的偶然复活，物事的“假借”，说书人的比仿，常常是语言含义延伸，方言自我发展的基本环境。徽州良好的文化氛围，增添了方言的活力。事实上，语言的发展是相互而不是单边的，尤其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环境下，语言变化是必然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徽州方言区域的界限，既是一种生活圈的界限，也是一种文化圈的界限，更是一种经济圈的界限。随着方言固有阵地的开放，方言群落的人为萎缩，方言自身也在发生着无法预料 的变化。这是由方言文化的缺陷性所造成的。同为中原古语，为何唯独徽州方言发音体系得以保存？同为中原古语，为何这种语调节奏生硬如铁？同为中原古语，为何这种方言口语与书面造词如此脱节？这种方言播散途径，这种方言造词规律，这种方言演变过程，确实扑溯离奇迷雾重重。但在语言进化历史的进程中，徽州方言谁也不能忽视它、少看它。我们可以慢慢地欣赏它，展示它，慢慢地剖解它，最终得到谜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