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严格意义上的"徽州文化"概念与"徽州历史文化"概念是不同的，后者的外延更为广阔，而前者只是后者发展的一个阶段。我们要清晰"徽州文化"的概念，了解徽州历史文化的　过去及未来的发展，十分重要。　徽州历史文化应是指所有发生、存在于徽州地域内的文化，它渊源流长，其发展至少经过了四个阶段。

第一，早期江南越文化阶段，　时间当为从远古至春秋战国。徽州早期生活的是越人，越人一般是指那些善于使用"这种劳动工具的人的群体，他们是由华夏的炎黄族系和东夷的太少嗥族系中分离出来的，最初生活在黄河中下游一带，后与炎黄、东夷部落争斗，形成大小不一、互不相属？百越"部落。　徽州大地上的越人是属于哪一支越，目前还难考，但他们在徽州土地上生活并创造了文化这是肯定的。　我们考察徽州历史文化的发展就是把徽州历史文化从母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分离出来。　从目前我们已掌握的材料以及众多徽州新石器时代遗址如新洲遗址、下冯塘遗址、桐子山遗址，特别是屯溪西郊挖掘出的七座跨度从西周到春秋的土墩墓的出土文物看，其时的徽州土地的文化既与中哦哦能干原地区或长江中上游的文化有联系又有明显区别，而倒与江南一片越地区的文化同体，且其文化发展水平明显同步，　如在徽州出土的大量几何印纹硬陶，其所属的部属就应是古越族，而其上所发见的刻划文字与符号，在江南地区其他遗迹的出土文物中同见，据此，笔者称这一时期徽州土的上的文化为早期江南越文化时期，这一时期的徽州的历史文化还没有呈现出从母体越文化系列上分离出来的特征，此为第一阶段。

第二，山越文化阶段，时间当为从战国中后期至三国。徽州在秦之前一直没有明确的行政设置，春秋之前，　据屯溪西郊墓葬出土文物看，可能属于一个独立的越人族国"囝"国。　秦始皇二十五年（前222年）后，王剪开始率师定江南，降百越，大约在秦始皇三十年左右，在徽州设障郡，置黟歙二县，以加强对徽州本土的越人及由东越和南越迁徙来的越人的统治。徽州本处万山峻岭丛中，原生活在这里的越人本就是持而作，劳迹于山林；　秦始皇统一中国，平定百越后，因害怕大越之民悍难制，又采取迁徙政策，"乌程、余杭、黟、歙、芜湖、石城县以南，皆故大越徙民也。始皇刻石徙之。"那些被迁徙来的和不服被迁徙而逃窜至徽州来的越人，因不堪和不服秦王朝的暴政，难以承受苛重的赋税、徭役，于是凭借徽州山水的奇险多峻，纷纷入山为民，形成山越，构成一支相对独立的与政权相抗拒的群体力量。　"山越亦越人，依山阻险，不纳王租，故曰山越。"这些山越人，长期与政权对抗，既不服统治，又经常出扰。　有汉一代至三国，特别是孙吴，常举兵平息山越暴乱，　这其中最惨烈的平息是建安十六年（208年）孙权部将贺齐率兵的镇压，仅黟县林历山一战，"凡斩首七千"。平息后，"齐复表分歙为新定、黎阳、　休阳。并黟、歙六县，权遂割为新都郡，齐为太守，立府于始新，　加偏将军。"既析分了徽州的行政区划，有加强了军事力量，强化统治与管理。嘉禾三年（23年），　孙权再拜诸葛各为抚越将军，领丹阳太守，采取断粮围困的方法，逼迫山越人出山，　化了整整三年，才完全平服徽州山越。此后，徽州山越人走上了一条与汉族融合的道路。但正是从战国至三国这五百年的时间里，　北方中原一带的经济文化已快速发展。战国时期出现了诸子百家；　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文化，这一时期已经历了孔孟经典阶段和董仲舒神学阶段两个重要阶段，封建统治的意识形态成熟；农业与手工业大步发展，灌溉技术和铁农具制造与使用等都居世界领先水平。而这时的徽州，由于山越人一味地遁迹于山林，长期疲劳与政权的对抗，自我封闭，"山谷万重，其幽邃民人，未尝入城邑，对长吏，皆仗兵野逸，白首于林莽"。缺乏与外界正常良性的交往与联系，经济与文化发展停滞，习俗保留传统，　"椎鸟语"、"志勇好斗"；生活方式，聚族就坑临，著麻着葛居栏；生产方式，特而作，刀耕火种，取给山林，　烙有很深的半原始社会丛林经济与文化的痕迹。因此，　这一时期实际是徽州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明显地落后和倒退于中原整个民族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时期，徽州的历史文化开始呈现出从母体中分离出来并相对独立发展的品格，笔者称之为山越文化阶段。

第三，新安文化阶段，时间当为从东汉末年至南宋。　这是徽州社会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　时期。东汉末年以后，中原一带战乱频仍，总原居黄河中下游一带许多名门望族、土宦人家、平民百姓为避战祸，纷纷年迁。徽州位居江南，？万山丛中"，自成一统，山水秀丽，如世外桃源，于是，许多年迁的中原人或逾白际山。或逆新安水，或沿阊江进入徽州，择地定居。也有在徽州为官者，或偶游徽州者，迷恋山水，遂作定居。如徽州望族方姓，就是汉司马方因王莽篡汉，为避祸由河南固始迁居歙县东乡的；汪姓是东汉建安二年（公元197年）汉龙骧将军汪文和为避乱渡江南，孙策表授会稽令，遂安家于歙；余姓是在西晋永嘉间迁居歙；程姓是程元潭东晋初年出任新安太守因居于歙；黄姓是东晋初迁居歙之黄墩，黄墩之名也由是改；郑姓是西晋永嘉元年郑痒从荥阳渡江，居丹阳陵，传至郑思再迁歙县北乡；　戴姓是在唐末迁歙之黄墩；陈姓是陈禧为避黄巢起义而迁居徽州。　纵观徽州历史上的移民情况，东汉未年以后，至少有三次迁居高潮，即魏晋时期的"永嘉之乱"，唐未的黄巢起义，两宋时期的"靖康南渡"，这其中尤以黄巢之乱为著，一次就迁居来近二十个姓族。大量北方汉人的迁入，结果，其一是改变与整合了徽州的人口机构。　据史料记载，隋大业五年（六0四年）徽州户数为6164户，至唐天宝年间猛增至38330户，增加六倍；　唐元和年间（八0六一八二0年）有记载户数16754户，至宋初增至51763户，　这其中主户48560户，客户3203户，增长为三倍。　这些新增人口都为迁居来的北方汉人，他们充分地与山越土著人融合，至少是到宋时，山越族就再也不见文字记载。其二是引进了北方相对发达的农业生产技术和手工业技术，从而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徽州的经济社会结构。如北方发达的农业灌溉技术与徽州山区经济的结合，就使得古徽州水利工程"以塘为主"，极具地方特色。　徽州鲍氏家族是在西晋太康年间（二八0一二九0年）由青州迁新安的，至少是在东晋咸和末年（三三0年左右）该族就曾开筑了"鲍南"，这是徽州豪族开发农业，兴修水利工程的较早例证。梁大通元年（五二七年）由南阳迁来任新安内史的吕文达在歙县修筑了吕，可灌田万亩；梁中大通元年（五二九年）黟人胡明星在黟县开凿槐渠可灌田千顷等。与此同时，适应山区特点的农技改良也在进行，徽州任姓是梁天梁年间（五0二一五一九年）任出任新安太守，"尝行春，爱富资山水之胜，遂家。"任的一大政绩就是他在新安推广种植"桃花米"；至梁末，豪强程灵洗"性好播植，躬耕稼，别水陆所宜，刈获早晚，虽老农不及。"昔时的"刀耕火种"渐转为深耕细作，山间盆地不断开恳，　山场逐渐开发。至于手工业，唐末由河北易水因避战乱而举家迁逃至徽州的制墨名家奚超父子研制了徽墨就是典型。其三是带来了发达的中原文化，从而冲击、整合了徽州的山越文化。这一过程甚至可追到山越时代。据《后汉书.李忠传》记："建武六年（三0年），（忠）迁丹阳太守......忠以丹阳越俗不好学，嫁娶礼仪衰于中国，　乃为起学校，习礼容，春秋乡饮选用明经，郡中向慕之"。这里的丹阳当包括徽州在内。之后的中原各大姓大族的迁居，由于这些人多为"中原衣冠"，名门土族，倍受教育，　有的本就是宿儒教授，他们在徽州除了一方面守宗谊，严守谱系，完善徽州的宗法文化外，另一方面，　就是自觉或不自觉地在徽州传播教化着发达的儒家文化，敦进儒学文礼，如徽州谢？先祖从晋元帝渡江而南，谢安之十三世孙谢杰仕隋，为歙州教授，由会稽而歙；徽州洪姓始迁祖洪经纶：淮阳人，唐天宝六年进士，为宣歙观察使......稍暇与士人讲论，为歙宣文学首倡"，后迁居婺源官源等等。于是，人口的、　经济的和文化的这三大过程性的整合与变化，　就使徽州社会进入了一个告别半原始社会形态的山越丛林社会而直接进入了封建社会的封建化时期，时间长大一千多年。由于晋太康元年（公元280年）已设新安郡，故笔者称此为新安文化阶段。

第四、徽州文化阶段，时间从南宋到本世纪八十年代。　新安在唐朝曾改歙州，北宋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又改歙州为徽州，领歙县、休宁、祁门、婺源、绩溪、黟县六县，一直到本世纪。公元1132年，南宋王朝由于北方金人的不断南侵，　不得不迁都江南临安，从此，整个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　文化中心也移向江南。徽州由于紧靠临安，　一千多年的新安文化发展又使它积蓄了力量，于是一旦切合民族文化中心大转移的契机，占尽天时、地利、人和，经济和文化全面崛起，至明清而鼎盛，产生并形成了我们今天在一般意义和典型意义上所说的徽州文化，独领风骚达七、八百年。具体说来，典型意义上的徽州文化之所以在南宋以后能够切合民族文化大中心转移的契机而得一崛起，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决定因素与标志：

其一，一千年多的新安时代所进行的徽州社会由山越的半原始社会向典型封建社会的跳跃性转化，这一过程，到了唐末之后至南宋时，已彻底完成，土著的山越人早已彻底被北方的封建汉人而整合，徽州人于是彻底地都是了"封建人"；半原始的丛林经济被发达的农业经济改造，已使徽州经济发展为较成熟的山区农业经济（封建经济本身就是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为体）；文化上的土著越人文化已难见留存，　封建社会文化及意识形态在徽州已成熟。于是，这种社会发展由半原始社会和向典型封建社会过渡的快值发展速度乃保持着强大惯性，由是决定了当时的徽州能够快速并有效地切合民族社会文化中心大转移的有力时机而全面发展；由是决定了以封建性为根本及体现封建文化发展时代最为典型的徽州文化得以形成。

其二，新安时代的由外地向徽州的移民，到了唐末特别是至宋靖南渡后，趋达饱和，由是，徽州人多地少的矛盾开始呈露，　由徽州本土再向外移民过程──通过科举和经商──已开始，　这些都决定了以后徽州文化发展的特点。　　其三，南宋以后，徽州人重儒、重教、重文的风气已彻底形成，宋淳熙罗愿的《新安志》记："黄巢之乱，中原衣冠，避地保于此，后或去或留，俗益向文雅，宋兴则名臣辈出。"⒅元代休宁学者找亦记："新安自南迁后，人物之多，文学之盛，称于天下。当其时，自井、　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学、、有师、有书史之藏。......　故四方谓东南邹鲁。其成德达材之出为世用者，代有人。"⒆

其四，南宋时，作为了徽州文化之内核的程朱理学已形成，徽州是"程朱阙里"，是其发祥地。作为徽州府的设定是公元1121年，宋王室迁都临安的时间是1132年，而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的朱熹是生于1130年，卒于1200年，这些都不是历史的偶然，　而是有其深刻的必然。徽州文化原本就是在朱子之学的内在影响和决定下形成并发展的。据此而论，我们说典型意义上的徽州文化当是在南宋以后开始崛起，是有其深刻的历史与现实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