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美术馆的南边，有一条东西横贯王府井和东皇城根的胡同——东厂胡同。这条胡同今天看来在北京虽占不了什么重要的地位，但在过去却给人们留下很深的印象。一提起它，人们会很快想起明代最大的特务机构——东厂。

明太祖朱元璋在称帝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防止贫民造反、军臣反叛，建立了一个伺察追踪、搏击的特务机构。这里的特务遍布朝廷内外，他们只能察听大小衙门诸官吏“不公”、“不法”之事，随时报告皇帝，除此之外，没有任何权力。洪武十五年(1382年)，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不断加剧，为此，朱元璋在原有的特务机构的基础上扩大并成立了一个更加完整的军事特务机构——锦衣卫，并规定它的最高长官必须由皇帝委派亲近的勋戚或都督一级的官员充任。

永乐十八年(1420年)，明朝国都由南京迁到北京。明成祖朱棣在锦衣卫的基础上设立了东厂，其地址就是现在的东厂胡同。

东厂设立后，由皇帝直接指挥，并派亲信太监掌管，专门从事“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但实际上，它只是一个罗织罪名、镇压反抗臣民的反动特务机构。

明天启年间，熹宗朱由校即位，此时东厂落到了魏忠贤的手中，他利用东厂排斥异己，诬陷忠良。

天启五年(1625年)，左副都史杨涟等六人先后上书参奏魏忠贤祸乱朝纲、贪赃枉法。但昏庸无能的天启帝不纳忠言。杨涟等六人反被魏忠贤陷害，投入东厂狱中。在狱中，他们受尽酷刑，每五日拷打一次。最后六人相继惨死。

东厂从永乐十八年(1420年)建立以后，二百多年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镇压人民反抗，维护统治地位，利用这一庞大的专政工具杀人不可胜数，它成了制造冤案、诬陷、迫害无辜的深渊。当时人们一提起东厂，全都不寒而栗。明朝灭亡以后，东厂被废除了，但其所在胡同的名称虽几经变更，最后还是沿袭了下来。

清初，明史馆就设在东厂胡同，乾隆年间，该胡同曾一度改名为东长胡同，镶白旗满洲军队曾在这里和附近的翠花胡同一带驻扎。到了道光、咸丰年间，东厂胡同成了大学士瑞麟的住宅。瑞麟由太常寺赞礼郎起家，咸丰年间升至丞相。这位财大气粗的丞相大人在此大兴土木。他把胡同的西部改建成富丽堂皇的宅邸，又在东部的空地上广植松柏和花草，并用几块造形各异的太湖石点缀其间，成为一座竹木苍翠，苔藓夹径的精巧园林。后来此园又经瑞麟后代的精心建造，园内景致更加别具一格。“邱壑无多，然甚闳敞，河流甚长，树土尤佳”，是此园的主要特点。人们取富贵有余之意，将园子命名为“余园”。

光绪年间，余园里住进了直隶总督荣禄。1900年义和团围攻西什库使馆，使馆中一洋人偷偷跑了出来，他被义和团吓得慌了神，在大街上一边快跑、一边高叫“救命”，后来被荣禄手下的人带到了东厂胡同，他自认为可以平安无事了。可是当时的荣禄为了不得罪义和团，便耍了个滑头，将这个洋人交给了义和团。

民国初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为了笼络住当时的副总统黎元洪，以便日后称帝时自己能得到他的协助，便从荣禄手中买下了余园，送给了黎元洪作为官邸。人称“黎菩萨”的黎元洪，早已察觉袁世凯的用心。1915年底，袁世凯准备称帝，当时的黎元洪从内心里讲是反对帝制的，但他为了不招惹麻烦，于是便一言不发，听之任之，从头到尾看着袁世凯演了一出复辟闹剧。袁世凯称帝后，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亲笔书写了匾额，派人送到东厂胡同黎府门口。可待人刚走，黎元洪便吐了口唾沫，把匾摘下来，扔到了后院的马圈里。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上任仪式就是在东厂胡同里举行的。

日本占领北平后，将东厂胡同改名为东昌胡同，并在余园里设立了“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搞文化侵略的重要机构。现在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和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所在的大院就是当年的余园，在东北有一座三层土黄色的书库楼，就是当年日本人盖的。

抗日战争胜利后，东昌胡同又恢复了原来的旧名——东厂胡同。胡适、邓广铭等人都曾在此居住。

今天的东厂胡同已成为普通市民的居住地。从车水马龙的王府并大街进入这一胡同，就会看到街道两旁绿树成荫，空气也好象清新多了，真可谓是地处闹市而别有洞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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