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北京来说，胡同与四合院里生活的象征就既“天棚、鱼缸、石榴树”，看你是不是北京人，就看这三样儿。以往老北京凡是家有存粮、有个佣人或者读书人家，都有这些个讲究，从端午节开始在院子里搭天棚，天棚是用杉篙立起来的，上边铺着芦苇席，城里有许多棚铺，负责订做或者出租，天棚的式样很多，结婚的用办丧事用的，冬天也有棚，也有搭成楼模样的，也有带玻璃的。另外有‘杠房’，给出结婚抬轿发丧出殡的工人，解放后公私合营，这两个行业的人都给改造去从事建筑业了，因为他们善能爬架子。此外，迎门要有个大鱼缸，大的有一人高，里边养着龙睛鱼，现在的金鱼池，过去就是养鱼世家聚集买卖的场所，大街上有人挑胆子送上门，喊着‘小金鱼儿哎……’，在鱼缸边，照例要种两棵石榴树，五月开花，象征着人丁兴旺。老北京酷爱种树养花儿，如果你见到胡同里院子外边有一排粗大国槐，那里原先准是一个大宅门，而差不多所有四合院里都有老枣树，其他的要按住家的爱好，种些别的。每条胡同有庙，或者观音庙或者大王庙。
四合院一般是坐北朝南，院门都开在东南角，而不开在正中。这样设计据说是八卦方位，即所谓的“坎宅巽门”“坎”为正北，在“五行”中主水，房子建在水位上，可以避开火灾；“巽”即东南，在“五行”中为风，进出顺利，门开在这里图个吉利。现在我们说的四合院，分为外院与内院，外院又称“号房”，为门洞进去后一般活动的空间，当年多为佣人居住采买的场所，从垂花门进入“内院”，里边通常分为东厢房、西厢房跟正房，正房两边有耳房，通常是堆放炉子家伙等杂物用的，后边有后跨院儿。北京人常常形容胡同里生活的最大好处就是清净，只要进到胡同100米之内，就了无车声，静到一个树叶儿掉到地上都听得见，早晨起来听得到鸟叫，坐在院子里让人心气平和，我并不怕升炉子或土暖气麻烦，我生的炉子能顶14个小时。以前景山一带有供胡同使用的地下水水厂，夏天的时候水都扎手，很多宅院里有井与泉，事实上，当年胡同的形成与它的水源是分不开的。
许多老北京已经改变了多年来没事就出门转胡同的习惯，他们认为已经转不出什么来了，只会让人倍感心酸。北京的胡同集中分布在内城，内城现在已经看不太出来了，但大体是以二环路稍内为界限，天安门左右两翼，因为原在皇城附近，设置了很多机关，很多地名仍有保留，比如存柴碳的惜薪司、内务府所在的南北池子内有帘子库、灯笼库与缎库。东四、西四的由来是因为都有四个牌楼，东单、西单也同理，最知名的北京胡同区莫过于东四北大街，由南向北有十二条，十三、十四条是文革的产物，原是汪家胡同与船板胡同，而西四原不用几条几条算。以往，东单、西单与鼓楼前，都是繁华区域。
一位“胡同通”跟我讲：“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哪个胡同在盖四合院的，我90岁的老母亲也没见过，这说明现有四合院都是年代久远，老话儿说‘桑柳榆杨槐书，不进阴阳宅’，建老房子的木料多以东北的红松黄松为主，特别是椽檩讲究的都要使老黄松，太阳一晒就流松油，好房子要‘磨砖对缝’，就是把老砖对老砖磨，砌的时候，拿糯米加白灰混的浆水渗进去，北京的老房都是先搭架子，上完梁再修墙，上梁是件大事要放炮的，这样的结构可以造就‘墙倒房不倒’。那时侯建房的是私人营造所，平日修缮房子，只需要到崇文门外专门的‘人市儿’给一个工钱就来人了，所以以前的房子能够挺数百年而不老化，因为权责分明。”
北京人讲的“大胡同三百六，小胡同如牛毛。”为了宜于通行和采光，元代规划的城区胡同宽度约为9.24米，但后来产生更多胡同的肌理，却是相当独特的，与现在的单元房加排楼不一样，并不十分规则。元当时的《析津志辑佚》记载，“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到明朝，据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中记载，当时共有街巷胡同约一千一百七十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四百五十九条，清朝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提到当时胡同名字可以推出，清朝大约已有街巷胡同二千零七十七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九百七十八条，解放前的1944年，据日本人多田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书中所记，当时北京共有三千三百条胡同。解放据1982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古今北京》一书说："至今，北京城区的胡同约有四千五百五十多条。"，而1986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一书所记，四个城区有胡同三千六百六十五条。九十年代后，旧城改造运动开始，很多胡同的形态已经改变，仅仅留下了旧有的名字。
到文革时期对古城的破坏最大，开始拆城墙破四旧，当然，拆城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交通问题，为了贯通东西干线长安街，拆了三座门、牌楼以及双塔寺，之后开始填护城河修二环路，但胡同与四合院在当时的破坏并不大，但开始安排工人住进四合院，据石遵茂回忆：“北京胡同日渐拥挤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次挤进居民的历史时期，1949到1953为第一次，当时大量是支援军队及军队家属，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土地革命逃亡出来的地主富农，还有就是灾荒与水荒中的难民。1957年‘经租’政策出来后，胡同内的独门独院很多都变成大杂院，因为消灭房产私有，私房主被要求交出11到12间自留房之外的房屋，交给那些贫苦的无房人口居住，到了文革，就都得交上去了，房管局接受了所有私房，很多军代表与工人阶层住进了胡同，胡同的人口压力陡然增加。”
在小四合院儿里兴搭盖小厨房是从唐山大地震以后开始的，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到八十年代处，院子里基本上搭满了小厨房，那时候单位分房给个人，单位要负责把小厨房搭好，有些房管所为了往院子里多安置人，就在后跨院里修建排房，现在我们看到的青砖红砖，上面是平瓦的，都是那样搭盖起来的。
一位搬出胡同的十几年的北京人如此回忆：“我的旧居在西城按院胡同，不规则的四合院里住着六七家，共用一个茅房，男女不分，高峰时老有人占着……几年后，妻子的单位又分给她一间平房，也是在一个大杂院的顶旮旯，出门迎面就是人家的山墙，终日不见阳光，以今天的水平视之，根本没法住，就是在这8平方米的小屋原房主一家四口住了30年，难以想象。”
七八十年代，北京开始在老城里搞工厂，准备把它从消费型的城市转向生产型城市，于是开始在胡同的庙里与胡同民居内见缝插针建小工厂，并开始安置更多居民进入四合院。八十年代后期，落实私人产权，但是房客还是住在里边，只交少量租金，维修费用不够，导致了大量四合院多年未修缮，渐渐老化。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老城内的问题就是市政欠债越来越多了，电力电信与上水基本解决，但是下水还是使用着清末与民国的设施，由此开始了旧城改造，对老城的破坏较大，而且往往从人口密度较少、容易改造的区域入手，比如长安街南北两边，这是因为政府与开发商，通常都要算投入产出的，人口密度大的地区，拆迁成本自然也就高。
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南池子保护区已经被多数人忘掉了，当我在2002年底到南池子转了一转时，不禁大吃一惊，到处是拆毁的痕迹，到处是忙碌的工地，到处是堆积的从工地搬运出的土方，昔日九百多户的整齐的胡同住宅区只剩下20户人家抵死坚守着，可谓是十室九拆。继续坚守的住户之一沈贵枝带我们逛了一圈南池子，东南角上有一大块工地正在忙活着打地基，南池子这儿土质特别好，土方要用来建故宫，于是这儿挖成了池子，而故宫的土到了景山。挖出的大量黄土堆到了另一坚守居民黎令书家的门口，像一座小山挡着，南池子原是内务府所在地，所在居民也都是内务府官员的后代，黎令书的祖上就是为宫里照料马的。据沈贵枝说，这块空地正被加以建成车库。工地对面有几户私房主不愿搬，但工地紧贴着那几家的墙根往下挖，使得这几家一出门便面临绝壁与大坑，无路可走，只得空着房子。在南池子北侧，是已经部分修成的回迁房，一个院子里有二十户以上，房子两层，楼下一间房，楼梯下是三平方米左右的厨房和不到两平方米的厕所。然后是陡而窄的楼梯，只容一个人通过过，楼上两间房，除临街的窗户。
因为四合院拆迁引起世人关注的是国子监大格巷5号老太太张婉贞，当时她站在四合院里的照片成为北京胡同原住民的一个象征。张婉贞之孙胡捷跟我讲：“院子是我太爷盖的，他本是福建人，七八岁因大水逃荒到北京，做木材生意，70多岁时才盖的，总共3个院子。57年公私合营时，经租出2个院子。文革时没收，拆了垂花门，建了一排房，属违章建筑，只留下三间房自己住，我父亲兄弟姐妹一共七人，非常拥挤。后来落实政策，要回了一个院子，86年发还房产证，也不提另两个院。实际上自己家只住了5间房，这个院子总共有21间房，总面积1050平米，建筑面积256平米。拆迁前要回了14间，另7间按房管局公布的标准向租赁户收取租金，租金相当低，还不够维修房子的费用。拆迁来得很突然。1995年5月初，附近就贴出告示，实施拆迁工作的是开发商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拆迁方案中，我们一家被安排到丰台区角门六套楼房里住，没有安置费，还需按月交纳房租，也就是没有产权，什么都没有了。”一场官司以张老太太败诉告终。
胡捷说了：我奶奶从16岁开始就一直住在这个院子里，住到拆迁那年83岁，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一家40多口人的大小事情还有房产都是她来操心。她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八十多岁了不亲自上房，上梯子砍树枝什么的。院子里有她亲手种的石榴树和枣树，打了石榴分送给邻居，还有大荷花缸，夏天种着荷花，可惜文革时被砸了。经租的两个院子里，其中一个里面有关公像，奶奶每天都要去烧香，另一个以前是木材厂作坊，本来门上有一块匾，上面刻着“胡记木厂”。我们小时候就在院子里放风筝，爬到屋顶上看天安门那儿放烟花，一家子其乐融融，这是一种无形资产。拆迁公告贴出后，拆迁办在屋后很近的地方挖沟，周围的房子拆的时候，吊车的吊臂在我们房子上空晃来晃去，木料往我们墙上咣啷地砸，把房子都砸破了。裁决书下来后奶奶为此病了一场。后来亲眼看着拆，想走近一点，被法警往外挡。拆后的第十天，我陪奶奶回来看看，我们的院子已成了一片废墟，旁边有一幢楼就盖了快有一层高了，奶奶摸着自己种的、暂时幸存的那棵枣树，十分难过，这么大的产业说没了就没了。她心情郁闷，一直憋着，搬了后一下就不行了，去年开始几次生命垂危，现在仍然卧床。现在住的是楼房，一家40多人安置在一个楼门里，5个二居室，一个三居室，这是六建的房子，他们老上门骚扰，要房租，我们一直拒绝给。
这就是我说知道的北京的胡同，跟被迫离开胡同的北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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