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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胡同的腥风血雨
2024-03-07

    对老北京来说,胡同与四合院里生活的象征就既“天棚、鱼缸、石榴树”,看你是不是北京人,就看这三样儿。以往老北京凡是家有存粮、有个佣人或者读书人家,都有这些个讲究,从端午节开始在院子里搭天棚,天棚是用杉篙立起来的,上边铺着芦苇席,城里有许多棚铺,负责订做或者出租,天棚的式样很多,结婚的用办丧事用的,冬天也有棚,也有搭成楼模样的,也有带玻璃的。另外有‘杠房’,给出结婚抬轿发丧出殡的工人,解放后公私合营,这两个行业的人都给改造去从事建筑业了,因为他们善能爬架子。此外,迎门要有个大鱼缸,大的有一人高,里边养着龙睛鱼,现在的金鱼池,过去就是养鱼世家聚集买卖的场所,大街上有人挑胆子送上门,喊着‘小金鱼儿哎……’,在鱼缸边,照例要种两棵石榴树,五月开花,象征着人丁兴旺。老北京酷爱种树养花儿,如果你见到胡同里院子外边有一排粗大国槐,那里原先准是一个大宅门,而差不多所有四合院里都有老枣树,其他的要按住家的爱好,种些别的。每条胡同有庙,或者观音庙或者大王庙。

   四合院一般是坐北朝南,院门都开在东南角,而不开在正中。这样设计据说是八卦方位,即所谓的“坎宅巽门”“坎”为正北,在“五行”中主水,房子建在水位上,可以避开火灾;“巽”即东南,在“五行”中为风,进出顺利,门开在这里图个吉利。现在我们说的四合院,分为外院与内院,外院又称“号房”,为门洞进去后一般活动的空间,当年多为佣人居住采买的场所,从垂花门进入“内院”,里边通常分为东厢房、西厢房跟正房,正房两边有耳房,通常是堆放炉子家伙等杂物用的,后边有后跨院儿。北京人常常形容胡同里生活的最大好处就是清净,只要进到胡同100米之内,就了无车声,静到一个树叶儿掉到地上都听得见,早晨起来听得到鸟叫,坐在院子里让人心气平和,我并不怕升炉子或土暖气麻烦,我生的炉子能顶14个小时。以前景山一带有供胡同使用的地下水水厂,夏天的时候水都扎手,很多宅院里有井与泉,事实上,当年胡同的形成与它的水源是分不开的。

   许多老北京已经改变了多年来没事就出门转胡同的习惯,他们认为已经转不出什么来了,只会让人倍感心酸。北京的胡同集中分布在内城,内城现在已经看不太出来了,但大体是以二环路稍内为界限,天安门左右两翼,因为原在皇城附近,设置了很多机关,很多地名仍有保留,比如存柴碳的惜薪司、内务府所在的南北池子内有帘子库、灯笼库与缎库。东四、西四的由来是因为都有四个牌楼,东单、西单也同理,最知名的北京胡同区莫过于东四北大街,由南向北有十二条,十三、十四条是文革的产物,原是汪家胡同与船板胡同,而西四原不用几条几条算。以往,东单、西单与鼓楼前,都是繁华区域。

    一位“胡同通”跟我讲:“我从来没亲眼见过哪个胡同在盖四合院的,我90岁的老母亲也没见过,这说明现有四合院都是年代久远,老话儿说‘桑柳榆杨槐书,不进阴阳宅’,建老房子的木料多以东北的红松黄松为主,特别是椽檩讲究的都要使老黄松,太阳一晒就流松油,好房子要‘磨砖对缝’,就是把老砖对老砖磨,砌的时候,拿糯米加白灰混的浆水渗进去,北京的老房都是先搭架子,上完梁再修墙,上梁是件大事要放炮的,这样的结构可以造就‘墙倒房不倒’。那时侯建房的是私人营造所,平日修缮房子,只需要到崇文门外专门的‘人市儿’给一个工钱就来人了,所以以前的房子能够挺数百年而不老化,因为权责分明。”

    北京人讲的“大胡同三百六,小胡同如牛毛。”为了宜于通行和采光,元代规划的城区胡同宽度约为9.24米,但后来产生更多胡同的肌理,却是相当独特的,与现在的单元房加排楼不一样,并不十分规则。元当时的《析津志辑佚》记载,“三百八十四火巷,二十九胡同。"到明朝,据张爵在《京师五城坊——巷胡同集》一书中记载,当时共有街巷胡同约一千一百七十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四百五十九条,清朝朱一新在《京师坊巷志稿》一书中提到当时胡同名字可以推出,清朝大约已有街巷胡同二千零七十七条,其中直接称为胡同的约有九百七十八条,解放前的1944年,据日本人多田贞一在《北京地名志》一书中所记,当时北京共有三千三百条胡同。解放据1982年中国展望出版社出版《古今北京》一书说:"至今,北京城区的胡同约有四千五百五十多条。",而1986年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实用北京街巷指南》一书所记,四个城区有胡同三千六百六十五条。九十年代后,旧城改造运动开始,很多胡同的形态已经改变,仅仅留下了旧有的名字。

    到文革时期对古城的破坏最大,开始拆城墙破四旧,当然,拆城墙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城市交通问题,为了贯通东西干线长安街,拆了三座门、牌楼以及双塔寺,之后开始填护城河修二环路,但胡同与四合院在当时的破坏并不大,但开始安排工人住进四合院,据石遵茂回忆:“北京胡同日渐拥挤是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几次挤进居民的历史时期,1949到1953为第一次,当时大量是支援军队及军队家属,政府工作人员以及农村土地革命逃亡出来的地主富农,还有就是灾荒与水荒中的难民。1957年‘经租’政策出来后,胡同内的独门独院很多都变成大杂院,因为消灭房产私有,私房主被要求交出11到12间自留房之外的房屋,交给那些贫苦的无房人口居住,到了文革,就都得交上去了,房管局接受了所有私房,很多军代表与工人阶层住进了胡同,胡同的人口压力陡然增加。”

    在小四合院儿里兴搭盖小厨房是从唐山大地震以后开始的,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到八十年代处,院子里基本上搭满了小厨房,那时候单位分房给个人,单位要负责把小厨房搭好,有些房管所为了往院子里多安置人,就在后跨院里修建排房,现在我们看到的青砖红砖,上面是平瓦的,都是那样搭盖起来的。

    一位搬出胡同的十几年的北京人如此回忆:“我的旧居在西城按院胡同,不规则的四合院里住着六七家,共用一个茅房,男女不分,高峰时老有人占着……几年后,妻子的单位又分给她一间平房,也是在一个大杂院的顶旮旯,出门迎面就是人家的山墙,终日不见阳光,以今天的水平视之,根本没法住,就是在这8平方米的小屋原房主一家四口住了30年,难以想象。”

    七八十年代,北京开始在老城里搞工厂,准备把它从消费型的城市转向生产型城市,于是开始在胡同的庙里与胡同民居内见缝插针建小工厂,并开始安置更多居民进入四合院。八十年代后期,落实私人产权,但是房客还是住在里边,只交少量租金,维修费用不够,导致了大量四合院多年未修缮,渐渐老化。到了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老城内的问题就是市政欠债越来越多了,电力电信与上水基本解决,但是下水还是使用着清末与民国的设施,由此开始了旧城改造,对老城的破坏较大,而且往往从人口密度较少、容易改造的区域入手,比如长安街南北两边,这是因为政府与开发商,通常都要算投入产出的,人口密度大的地区,拆迁成本自然也就高。

    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南池子保护区已经被多数人忘掉了,当我在2002年底到南池子转了一转时,不禁大吃一惊,到处是拆毁的痕迹,到处是忙碌的工地,到处是堆积的从工地搬运出的土方,昔日九百多户的整齐的胡同住宅区只剩下20户人家抵死坚守着,可谓是十室九拆。继续坚守的住户之一沈贵枝带我们逛了一圈南池子,东南角上有一大块工地正在忙活着打地基,南池子这儿土质特别好,土方要用来建故宫,于是这儿挖成了池子,而故宫的土到了景山。挖出的大量黄土堆到了另一坚守居民黎令书家的门口,像一座小山挡着,南池子原是内务府所在地,所在居民也都是内务府官员的后代,黎令书的祖上就是为宫里照料马的。据沈贵枝说,这块空地正被加以建成车库。工地对面有几户私房主不愿搬,但工地紧贴着那几家的墙根往下挖,使得这几家一出门便面临绝壁与大坑,无路可走,只得空着房子。在南池子北侧,是已经部分修成的回迁房,一个院子里有二十户以上,房子两层,楼下一间房,楼梯下是三平方米左右的厨房和不到两平方米的厕所。然后是陡而窄的楼梯,只容一个人通过过,楼上两间房,除临街的窗户。

    因为四合院拆迁引起世人关注的是国子监大格巷5号老太太张婉贞,当时她站在四合院里的照片成为北京胡同原住民的一个象征。张婉贞之孙胡捷跟我讲:“院子是我太爷盖的,他本是福建人,七八岁因大水逃荒到北京,做木材生意,70多岁时才盖的,总共3个院子。57年公私合营时,经租出2个院子。文革时没收,拆了垂花门,建了一排房,属违章建筑,只留下三间房自己住,我父亲兄弟姐妹一共七人,非常拥挤。后来落实政策,要回了一个院子,86年发还房产证,也不提另两个院。实际上自己家只住了5间房,这个院子总共有21间房,总面积1050平米,建筑面积256平米。拆迁前要回了14间,另7间按房管局公布的标准向租赁户收取租金,租金相当低,还不够维修房子的费用。拆迁来得很突然。1995年5月初,附近就贴出告示,实施拆迁工作的是开发商东城区住宅建设开发公司。拆迁方案中,我们一家被安排到丰台区角门六套楼房里住,没有安置费,还需按月交纳房租,也就是没有产权,什么都没有了。”一场官司以张老太太败诉告终。

    胡捷说了:我奶奶从16岁开始就一直住在这个院子里,住到拆迁那年83岁,院子里的一草一木、一家40多口人的大小事情还有房产都是她来操心。她的身体一直很硬朗,八十多岁了不亲自上房,上梯子砍树枝什么的。院子里有她亲手种的石榴树和枣树,打了石榴分送给邻居,还有大荷花缸,夏天种着荷花,可惜文革时被砸了。经租的两个院子里,其中一个里面有关公像,奶奶每天都要去烧香,另一个以前是木材厂作坊,本来门上有一块匾,上面刻着“胡记木厂”。我们小时候就在院子里放风筝,爬到屋顶上看天安门那儿放烟花,一家子其乐融融,这是一种无形资产。拆迁公告贴出后,拆迁办在屋后很近的地方挖沟,周围的房子拆的时候,吊车的吊臂在我们房子上空晃来晃去,木料往我们墙上咣啷地砸,把房子都砸破了。裁决书下来后奶奶为此病了一场。后来亲眼看着拆,想走近一点,被法警往外挡。拆后的第十天,我陪奶奶回来看看,我们的院子已成了一片废墟,旁边有一幢楼就盖了快有一层高了,奶奶摸着自己种的、暂时幸存的那棵枣树,十分难过,这么大的产业说没了就没了。她心情郁闷,一直憋着,搬了后一下就不行了,去年开始几次生命垂危,现在仍然卧床。现在住的是楼房,一家40多人安置在一个楼门里,5个二居室,一个三居室,这是六建的房子,他们老上门骚扰,要房租,我们一直拒绝给。

    这就是我说知道的北京的胡同,跟被迫离开胡同的北京人。 

【来源:网络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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