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爆发的第二年，乱机就空袭我大后方成都，从此，蓉城市民开始了历时几年、疲于奔命的“跑警报”。城外纷纷开辟了“疏散区”，不少因陋就简的茶铺也随之出现。其中，以新南门外府河两岸的茶铺最多，也最为闹热，稍具规模的茶铺北岸有四家，南岸有两家；而两岸又各有一家占优势的大茶铺，形成对比鲜明的茶文化现象。

北岸那家大茶铺名口名叫“江上村”，是李劫人长篇小说《天魔舞》写到的“花园茶铺”。它紧靠河边，位居上游，占地面积相当宽阔，是不可多得的好“口岸”，除经营茶铺外兼营“竟成日”餐厅。当年的“江上村”环境幽雅，风物宜人，既有茂林修竹掩映又有河流可供观赏，花草葱笼，游廊环抱，令人流连。比之于“郊外第一公园”的“雷神庙”（望江公园前身），有过之无不及。茶铺分两重：前面的茶座露天摆设，一律的四仙桌和靠背竹椅；后而游廊的茶座全是漆成偷油婆色的木桌木椅，给人以整洁之感。逢上好天气，前前后后，座无虚席。如遇“跑警报”，更是人头攒动，闹闹嚷嚷。抗战前，妇女尤其是青年妇女不能在茶铺抛头露，而这里却有不少衣着时髦的女青年和男士们平起平坐，或品，或交谈，或看书，或围坐打扑克，欢声笑语，引人注目。和城中的大茶铺一样，卖瓜子、花生米、香烟的小贩多得难以胜数。又擦皮鞋的蓬头少年，穿梭般地往来于茶客间，只要看见穿皮鞋；总是把吊在肩上的木箱敲得特别响，直到把脚伸向他为止。有出租报纸杂志的，只花很少的钱，便可阅览大半天。每天午四点左右，照例有一个提起兜兜卖金约花生、五香盐胡豆的中人出现，那叫卖声喊得有板有眼，吸引着众多的茶客，一个个购买，用以住茶，别具风味。常在少城公园茶铺以“看相”为的，几乎天天在这里露面：他们穿着晒血浸了的蓝布长衫，衣上挂着一面写上“麻衣相法”的小木牌，默默地在茶客旁边摇摆去，有的还轻言细语地说：“看相不？看妻财子禄，负责说。不准不要钱！”

与“江上村”茶铺对着干的，是南岸桥（今成都汽车中心站一家草盖屋顶、周围用篱笆作墙壁的大茶铺。它是当地一个哥“舵把子”开设的，虽然等级较次，卫生条件也差，但老板的花样多，其生意之兴隆并不在“花园茶铺”之下。花样之一，是雇年轻的女茶房送热水毛巾（另外付钱）。当茶客需要（或根本不要）擦汗时，只做个手势或喊一声，那热水毛巾便凌空迎面飞个别轻薄茶客以此为乐。专找女茶房寻开心：挤眉弄眼做怪打情骂俏动手脚。因此这种花样太不像话，不久便自动消另一花样是邀来说唱艺人表演金钱板、茶鼓、竹琴、口技、清节目。每当午后，那家茶铺锣鼓喧天，弦歌不绝，两百多把椅坐得满满的。茶客以中、下层市民占绝大多数，极少的女茶客老太婆，他（她）们到这里来主要是听演唱，有的宁肯买一碗“玻璃”（白开水），也要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听一段曾炳昆的口技，李月秋的清音。一段时期，清音《断桥》中“一把手拉官人断桥坐---”，曾在那一带风靡一时，几乎家喻户晓。然而有人却斥为“下九流！”说是“光听了都要生疳疮子！”尽管如此，这家茶铺的盛况却几年不衰。

抗战胜利后，新南门外的几家大茶铺逐渐冷落：“江上村”因故歇业，“竟成国’迁回青石桥南街原址；南岸茶铺的说唱艺人先后奔回城里茶铺另谋生路。曲终人散，一派萧条！

斗转星移，人世沧桑。昔日的许多大大小小茶铺，早巳成为历史陈迹，当年形形色色的茶铺众生相，也仅仅如梦似幻般残留在老成都人的记忆里。惟有人民公园那家独一无二的茶铺，还使人依稀记起“绿荫阁”的影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