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山是一座神奇而又神圣的山，称其神奇是此山并不高峻深邃，但古人言之凿凿：“勾践四世孙”越翳王“初不肯立，逃入胥山穴，国人薰出之后，”还吴会稽，又“以周宣王十一年（816）为孙诸咎所杀，”连古人都奇异的是：“不知那得远来葬此？或当有神异处也！”在这个事情发生的许多年之前，就曾有奠基周王朝的古公亶父的长子泰伯，后被称为“至德逊王”，当他知道父亲古公亶父欲传位少子季历时，因惧怕祸及己身，就和弟“弟仲雍一起，率部分周人逃往江南”，最“初逃句曲山（后称茅山）中”，他们遵从“当地习俗”，泰伯后来成为吴国的奠基者。
更早的神异还有夏禹王治水，在兹山接受群臣的朝贺！古老的历史过程中与茅山的神奇神圣，再拉近些说就是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09）东游会稽，刻石颂德而还，遂登句曲（后称茅山），”召李明真人于山之 “北垂山埋白璧一双，于是会餐群臣，叹曰：‘巡狩之乐，莫过山海，自今以往，良为常也！’群臣拜舞称寿曰：‘良为常矣！’又伐鼓考钟，万声齐唱，洞骇山泽！赞乐告兆，大小咸善。乃改句曲北垂曰：良常之山”[1]；李明就是秦王朝时期在此山修道的炼士，他的隐修之地就在今天乾元观的位置，遗留后世的是著名“李明丹井”；李明在道教中被尊为“玄洲真人”。山《志》有曰：郁“岗之阿，有李真人丹井”。“昔抱朴子谓此水，与太华玉井泉味无异。遂铭曰：‘混混井泉，源通渤海；色逾玄圭，甘如沆瀣；注炼金液，保养太和；昔人遐举，饮此余波。’”[2]
到了汉代，“三茅兄弟”开发、修养山中的史实，就人所共知了：是山因“三茅兄弟”姓氏而获名；道教界尊称三茅兄弟为“三茅真君”，茅山的宫观道院都有敬奉他们的殿宇；乾元观依郁岗峰而建，“郁岗之颠有石门，”这是“茅君修持服术之境，至今产苍术最佳！”山《志》有载，“太元内传曰：‘良常西南垂，有可住处，是司命（茅真君）往时别宅，亦可合丹’。”这些史实与乾元观的兴起关系紧密，都在《茅山志》中有稽考处。茅山人至今都自豪地称兹山：“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
实际还不止于此，因为唐以后茅山薪火相传的道教事业从未间断，宋代也有数位为朝庭尊重的人物，这也是神奇神圣的内容，这些都与茅山乾元观有着紧密的关系。
一、茅山上清派以李明隐修处为可“追玄洲之踪”的捷径。
茅山道教上清派初创时期，主要以今天已是北镇街的玉晨观位置为中心，向周边东北、东、南、东南诸方位扩展，而紧邻处的郁岗峰山上山下，都是上清派探寻活动的重要区域。终于道教上清派理清了自己的信仰体系：就是以茅山前山之阿中的华阳洞为依托，向四方辐射山中洞穴脉络，建构人间世界中既可寻觅又难深入的仙界洞府，使道教上清的信仰体系更显示出神圣神秘的特色。茅山道教是这样以“真人”、“神仙”之口来表述对山洞的认识：
天无谓之空，山无谓之洞，人无谓之房；山腹中空虚谓洞庭，人头中空虚谓洞房；是以真人处天、处山、处人，所谓出入无间。盖天地之有山洞，由人身之有腧穴，神气之所行焉。[3]
郁岗峰之“良常洞”，是被作为“华阳北洞”列入整个华阳洞神圣体系的范畴来布局和思考。道教上清派认为：“良常洞为保命君所治，”是华阳“洞天北大便门也”。并以定录君（二茅君茅固）授言的方式向世人宣称：
良常北垂洞口，直山岭南行二百步，是秦璧藏处。有小磐石覆塪，李斯刻书于璧曰：“始皇圣德，平章山河，巡狩苍川，勒铭素璧。”
上清派的初创人物对这些史实，非常重视和崇拜。许玉斧为上清第四代宗师，他与第三代宗师乃父许穆，配合上清第二代宗师杨羲推动了上清派的创立。
道教对茅山的华阳洞神仙信仰体系给予了极高的推崇，著名道教人物杜光庭《洞天福地记》，称茅山为“第一福地”，而“十大洞天记，第八句曲洞金坛华阳天，广百五十里，则华阳良常总一洞天；而三十六洞天记：良常方会洞天，广三十里，在茅山东北，似华阳、良常各一洞天矣。”[4] 据山《志》记载：良常“洞北石坛，即许掾（许玉斧名）礼拜解化之处，《真诰》所谓‘北洞告终’是矣。”茅山道教上清派初创之时，即对郁岗北垂之良常洞非常重视，称其是李明真人成道处，封其为“良常方会之天”。而洞与泉联系紧密，前面已经提到灵宝派重要人物葛洪祖师对“李明丹井”表述的认识，道教上清派自然会更有足够的关注。
茅山道教上清派在发展的过程中屡遭危机，但度过危机又会迎来很好的发展机遇。许掾于“太和五年（371）庚午诣北洞告终”后，“元兴三年（405）”其子“许黄民字玄文”为“避京畿乱，乃奉经入剡中，”将上清经存放马朗、马罕兄弟处保管，这是茅山道教上清派初创之后遇到的第一次危机。最终于泰始三年（468）后，保存于马氏兄弟处的上清经籍，被勅付庐山道士陆修静（406-477）校整，短短两年多的时间至泰始七年（471），陆修静就得以“总括三洞，为世宗师，（南宋明帝）仍勅北郊天印山立崇虚馆，建传经宗坛；”陆修静遂为道教上清派第七代宗师。元徽五年（477）三月二日陆修静解化，“勅送冠履还（庐）山，诏所居为简寂观。”孙游岳（400-490）是上清派第八代宗师，他“博学经传，拜简寂（陆修静谥号）于仙都山，教服谷精丸，居仙都四十七年，不与世接，后来茅山。简寂见而喜曰：‘迟君来，吾高枕庐山矣！’授以杨许真法，这使道教上清派有了传承。未几简寂化，诏先生主兴世馆，为嗣宗师。”他“累表乞还（茅）山，诏不允！永明七年（490）五月十五日，沐浴迁神，年九十一”岁。
孙游岳自从嗣兴世馆主后，当时的名士：沈约、陆景真、陈宝识等座下求学弟子百余人，陶弘景当时年二十余岁为（南）“齐历诸王侍读”，亦依座下“咨禀经法”。他因见当时所传道书经本模写不清，遂“博访远近而正之”。戊辰（488）年他始往茅山，但得到了上清祖师杨、许手书真迹；在庚午（490）年他又启假东行浙越之地，至会稽山、大洪山谒居士娄惠明，于太平山谒居士杜京产，在峁山谒钟义山，到天台山参访各处名僧宿道，又获得上清祖师的遗书手迹十余卷。
孙游岳羽化后，陶弘景（456-536）于“永明十一年（493）乃拜表辞职，时年三十七，遂来山称华阳隐居。” 他考察茅山形势和人文后说：“茅山”其称，是因“此山是金坛洞宫，名曰‘华阳之天’，有三茅司命之府”，所以他自号“华阳隐居”。陶弘景性爱山水，遍历江南名山，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已，有时独游泉石之间，远望者以为是仙人！他居茅山后于山中开设道馆，招揽徒众，弘扬上清大洞经箓，使茅山真正成为上清派传道基地，并使之对后世道教的传承发展，形成了深远的影响。在道学领域陶弘景继承了黄帝神仙和老庄哲学的理论思想，对杨羲上清经箓道教、葛洪灵宝金丹道教、陆修静开启的南天师道，进行综合、充实、并进行改造，从而开创了道教上清茅山宗。他本来就奉儒学道，后又引佛入道，主张道、儒、释三教合流；在茅山的道观中，他设道佛两堂，隔日晨昏朝礼；他到南方游历，在浙江宁波礼阿育王塔，并毫无顾忌地受佛戒，欣然接受“胜力菩萨”之名号；他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
陶弘景在茅山隐居四十余年，性好著述，珍惜光阴，老而弥笃。在道教史上他是继陆修静之后，进一步整理道书并卓有贡献的道教人物。他曾于梁天监年间（502-519）撰《真诰》，是道教上清派重要经典著作；该经典称名《真诰》，陶弘景说其内容均为道教神真口授；内容涉及神仙信仰，历史人物，经籍教义，养生方术。他撰《洞真灵宝真灵位业图》，分七个等级阶层，主神列于中位；第一层主神元始天王，玉清境天帝道君共29位；第二层主神太上大道君，上清境诸神真104位；第三层主神太上金阙帝君，上清太极金阙诸神84位；第四层主神太上老君，太清境诸神174位；第五层主神九宫尚书张奉，诸天曹仙官36位；第六层主神定箓真君茅固，诸地仙173位；第七层主神丰都北阴大帝，阴曹地府诸鬼神官佐88位；天上地下排列神真灵仙近700名，是等级有序的道教神仙谱系，对后世道教神学信仰影响很大。陶弘景重养生，隐居茅山多行辟谷导引之法，所以他“年逾八十而有壮容”。他著有《登真隐诀》、《养性延命录》，以述养生之道。
陶弘景研究学问的领域非常广泛，他对社会的杰出贡献，还表现在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方面，甚至他对兵法军事等也有积极的研究和涉及。他是医学家、药物学家、养生家、天文家、艺术家、炼丹家。毕生著作二百余卷，门下受经法者三千余人。他自幼聪明，四五岁即好读书，博达多识；他的入道首先因家难，父为妾所害，对他刺激很大，直接的表现是他立志终身不娶！另一件使他胸有块垒的事，就是曾有为宰县亦仕亦隐之志，但终不遂愿。后来他于天监十四年（516初移居郁岗，“郁岗斋室，以追玄洲之踪”。他在郁岗峰前建阁楼三层，与随侍童子一人而处其上，中层居徒众数人，下层待客；他青年之时，善鞍马骑射，晚而不为；他喜欢听吹笙，也非常喜欢松这个树种，所以在庭院中遍植松，每闻其响欣然为乐。梁武帝即位，欣赏陶弘景的智慧才华，曾邀他出山佐政，但已无心仕途，故而不允；但朝庭每有大事，梁武帝必派专使到山中咨询；因信使往返频频，所以时人称之为“山中宰相”。陶弘景的茅山入道隐修，推动了茅山道教上清派史上第一次的辉煌！考证相关史料，陶弘景驻世八十一载，约在六十余岁时“移郁岗斋室”隐修，这对后来郁岗峰下乾元观的兴起和发展意义重大！
二、李含光、朱自英推动了乾元观的兴起和发展
首先了解这样的过程：梁大通二年（528）王远知（510-636）以“弱冠师宗道先生”，进而即“宗修隐居经法”[5]，遂为陶弘景座下弟子，继陶弘景为上清派第十代宗师；梁后他被“陈主召入重阳殿，特加礼敬。送归茅山”后，他居住在华阳“洞西北岭。”社会经过多年争夺天下的战争之后隋王朝建立，时封晋王的杨广镇守扬州，王远知因名望被杨广“具礼迎请”，但当晋王杨广与这位当时神仙见面时，王远知“忽须发变白”，晋王杨广因心中惊“惧而归之”。但杨广必竟是懂得反思的一代帝王，自然会知道王远知是修道有成的高道，他登基做皇帝后就没有忘记茅山道士王远知。“大业七年（612）炀帝幸涿郡（今河北涿州地方），召见临朔宫，扈驾洛阳，奉勅诣中岳修斋，复诏京师建玉清玄坛以处之。唐高祖（李渊）龙潜时，先生（王远知）密告以符命；武德中（618-626，唐李渊当政）太宗（李世民）为秦王，平王世充，因与房玄龄微服谒先生。先生迎谓曰：‘此中有圣人！’秦王乃审其实？先生曰：‘方作太平天子，愿自爱！’已而请还山。贞观九年（636，唐李世民当政）勅建太平观，赐田，度道士77人为侍者；”王远知驻世126岁。隋大业中（612年之后）被王远知收于座下的徒弟潘师正，先随“同法主还茅山”修道，一天王远知对徒弟潘师正说：“嵩阳乃汝修真之地，当亟往无疑！”潘师正后在嵩山发展上清派道教，为上清第十一代宗师。潘师正授高徒司马承祯为上清第十二代宗师，但司马祖师先栖天台，被唐玄宗诏赴京都，“勅王屋山置阳台观以居。一日感天帝召，遂来礼谒华阳洞天，撰《贞白碑阴记》。”最终“遂徙居天台玉柱峰，以期冲举。”潘师正和司马承祯、十一、十二这二代祖师，均非驻茅山而嵩山、王屋、天台，这是茅山上清派本山的宗师缺位，这无疑是茅山上清派危机之时！茅山上清宗师缺位的情况，一直到十三代宗师李含光被诏居王屋山阳台观“岁余，称疾乞还句曲，纂修经法。”从而茅山上清派乃至于郁岗峰下的道脉有了崭新的篇章。
李含光（682-768）唐中宗神龙初（705）广陵江都人[6]，23岁“以清行度为道士”[7]。他原姓弘，因避武则天之讳，易姓为李。开元末年（741）唐玄宗曾与李含光探讨“金鼎”炼丹神仙的事情，李含光客观地说：“道德公也，轻举公中之私耳！若忽道德而求生徇欲，则似系风。”[8] 直截了当的回答，使唐玄宗深觉异然！李含光被玄宗“诏居王屋山阳台观，岁余称疾乞还句曲（茅山所在地），纂修经法。”天宝四年（745）十二月玄宗签发玺书，命中使将李含光从茅山再征请至京，“馆于禁中”。皇帝想与这位高道见面，都会自觉地斋戒沐浴，然后再去请教。玄宗要拜李含光为师学“道法”，他“辞以疾”婉谢，皇帝因不能强求后作罢。当再求还山时，玄宗敕茅山上清派开创者杨、许二真之故宅地建紫阳观居住，这是今天辐射乾元观最近的位置。皇帝不仅亲费神思御制诗相送，还因其南归颁发文告：“勅丹阳郡太守林洋及道俗父老百姓等”都要知道，李含光现在回茅山“立真仪”、访灵迹、新观宇等等事情，都是今上皇帝要他所做，都是有益国家、有益社会、有益百姓的事，所以都要支持他的行为。并且勅令：“茅山中令断採捕及渔猎，四远百姓有吃荤血者，不须令入！”[9] 皇帝想“入道”李含光真无法抵制，要选择他做师傅，李含光也无法不尊从！天宝七年（748）三月十八玄宗以帝王之身，于大同殿设坛受“三洞经箓”，遥礼李含光为玄门之度师。玄宗给师傅写信说：“其祪信具依经传造足，今并投词封以付往；尊师体道之要，含光之和，清简无为，与予合志，请为弟子以前件词及祪信，投茅山华阳洞天、金坛灵府，以为明信，用证勤精。”玄宗认定李含光是“深通道妙”的高道！唐玄宗颁旨为度师李含光上尊号说：
夫有德者，尊以美号：则葛洪著‘抱朴’之称，陶君有‘贞白’之名，永言前修，事实不远；今号尊师为‘玄静先生’，以昭懿德，彰高行也。
其后李含光又曾被两诏至京，每次去了又即以老请还[10]。 国家遭遇了“安史之乱”，唐王朝也没有丝毫怠慢李含光这位茅山道士。当然，李含光在茅山的庙宇中，不仅多次受命为唐王朝国运昌隆而斋戒焚修，一丝不苟地建修金箓大醮，而且他时时默祝、日日焚香，也都是为了唐王朝的国运长久。肃宗在平息“安史之乱”的过程中登上九五之位，但他对李含光也表达了一如既往的尊重。一切人世的辉煌，终有大限盖棺定论之日，大历四年（768）十一月十四日李含光驻世87岁，解化于茅山紫阳观之别院；朝庭以“左玄大夫赠正议大夫”，而其道门裔系则绵延不绝[11]。著有：《仙学传略》、《周易义略》、《三玄异同论》、《老庄学记》、《本草音义》等著作。
李含光与唐王朝的互动并受到玄宗、肃宗两代皇帝的尊崇，无疑对茅山道教上清派的发展意义重大。天宝中（750）李含光隐修于“郁岗斋室”，唐王朝为他“勅建栖真堂、会真、候仙、道德、迎恩、拜表五亭；”这于郁岗峰下乾元观的兴起，更有着奠基的重要价值和意义。其后茅山道教上清派在一个相当长时期内，并未出现断代之危机。
继经第十四代韦景昭、第十五代黄洞元、第十六代孙智清、第十七代吴法通、第十八代刘得常、第十九代王棲霞、第二十代成延昭、第二十一代蒋元吉、第二十二代万保冲，共十代之过程一路走来。这其中韦景昭是“奉诏侍玄静先生归茅山勅建紫阳观居焉，大历初（766）受玄静经箓正传”。前面说到玄静宗师天宝间（742-756）曾感动玄宗勅令：“茅山中令断採捕及渔猎，四远百姓有吃荤血者，不须令入！”这是唐朝时茅山初“禁采樵渔猎”的事迹；时近百年，孙智清大和“七年（833）奏请重禁采捕，四时祭祀，咸绝牲牢，奉勅书立石紫阳观；”这是唐朝再予茅山中重申“禁采樵渔猎”。不仅如此，孙智清受皇家安排，还努力于“武帝会昌元年（841）召修‘生神斋’，勅建‘九层宝坛’行道，”这座坛的位置尚需考证准确的地址，但说明陶弘景齐梁时茅山中有青坛素塔，唐武宗时茅山又出现“九层宝坛”。吴法通在唐僖宗乾符二年（875）被尊为度师，僖宗受茅山“大洞箓”，赐吴法通“希微先生”号。这是从第十三代玄静李含光宗师到第二十二代冲素万保冲宗师，道教上清派在茅山中经历了不间断的十代宗师，这为茅山这座神圣、神奇、神秘的道教名山注入更多深邃的内涵。
道教上清派经历如此久的充电，伴随着第二十三代观妙朱自英宗师的嗣代，茅山道教上清派又将创造新一轮的奇迹，这与郁岗峰下“乾元观”这座道教场所的兴起有了更直接的联系，这其中第二十三代观妙朱自英宗师，是值得今天的乾元观道众牢牢铭记的尊号！宋代道士朱自英（976-1030），字隐芝，为句曲朱阳里人，宋赐国师、观妙先生之称。他生于太平兴国元年（976），八九岁时与其他儿童一起牧牛游戏，比赛吹曲的各种方法，有人能“卷芦吹茄，鞭角驰牛。”当轮到朱自英的时候，他从袖筒里取出竹笛吹奏，声音如裂竹，应声有白鹤从空而降，而朱自英竟跨鹤随之腾跃起舞。朱自英能吹笛致鹤的事情，传到他父母的耳朵里，更有人对朱自英能致鹤“或谓不祥，父母遂弃之入道，师玉晨观道士朱文吉。”
朱自英11岁时，真正被“度为道士”。其时丹阳（属今镇江市辖）人张绍英，后被朝庭赐号：“明真先生”者，已在茅山隐修炼养。朱自英即“偕明真张炼师绍英，扪萝上积金峰，密天市坛龕火浣而栖二人，却谷以至骨立；餐沆瀣，奔三景，修仪磷璫佩之法，以速轻举！”但这种方式惊世骇俗，一时追效者甚多。他“于是旦叠坛而夕渡江，将拜混元于亳社，礼天师以青城。”先遇异人陈铁脚，将他带到青城山中，并向他传授“金鼎九转飞精剑法”；朱自英后于安徽亳州年余时间，遇道人武抱一带同游历四方，武道人涉水“若蹈平陆”，并且对朱自英言传身授，并告诉朱自英他自己是“吾水星童子”，并告诉朱自英要“和光同尘”地处世。后朱自英回到茅山，于景德元年（1004）朱自英年仅29岁嗣道教上清派为二十三代宗师。正当他在山中潜心修道，其时京城“玉清昭应宫成，诏选名行。”朱自英被工部侍郎薛映将名报上了朝庭，于是遣使来召，他表辞不就。其时宋真宗“尚未建储，遣中使任文庆斋香设醮，”命朱自英为当今皇帝向天“奏章求嗣”。景德四年（1007）据称朱自英于茅山设醮祈天之时“章圣明肃皇后乃梦羽衣数十，从一仙官下降云：此宋第四帝！”第二年皇太子赵祯诞，宋真宗改年号为大中祥符，元年（1008）召朱自英进京，特喻使者“两至州县敦迫，（朱自英）不得已，遂受命，馆昭应宫，待遇甚渥！” 赐“国师”号。朱自英累表“请东归故乡，决心精思，心驰太空之境矣！”于是皇太后召朱自英谈话说：“山中百须，上恩许一新诸靖。”朱自英应对说：“道士当岩居穴处，勤修上法，遵保大茅司命之苦行，然可报国恩。若效西方土木庄严，非老氏慈俭之教。唯乞近山立‘常宁’一镇，为游客、行商息肩之所。”朝庭嘉许照办，即修“常宁镇”于大茅峰下西侧。大中祥符二年（1009）朱自英于郁岗“玄洲”旧隐“筑九层坛行道”，为宋王朝祈福。后赵祯即位为宋仁宗皇帝，其母章圣明肃皇太后，“追怀华阳洞天，为先帝祈嗣感应之地，”她认为：“自魏南岳以降，”到朱自英有二十三代宗师；所以明肃皇太后欲效法“紫虚故事，祈授‘毕法’。”于是“遥尊朱（自英）、张（绍英）为度、保师，赐号观妙、明真；建乾元、天圣两观，以旌师资。”宋王朝第四位皇帝，在位当政的第三年，圣母皇太后受上清箓；主导完成授箓大法会主要是：临坛保举上清大洞法师张绍英、临坛监度上清大洞法师茅山道正真寂大师蒋元吉、临坛度师上清大洞宗师赐紫朱自英三位。天圣三年（1025）四月二十三日朱自英以“上清大洞宗师”、宋“赐紫臣”的身份撰写：《宋天圣皇太后受上清箓记》，详实地记载了这次法会道场的过程，为后人研究宋代上清派授箓留下了宝贵的资料。[12]
三、元、明乾元观道教延续和明中晚期及清全真派传入发展
观妙朱自英宗师，是传奇而秉持高洁的高道，其行为难免为俗类所忌。他所在县官人称酷吏，朱自英有一次被通知参加当地官员集体的交际活动，经过这个县官的属地他“不顾而去，”县官“阴衔之！”朱自英参加完活动返回时对这个县官的面子“又不少留”，左右的随员提醒他说：“县令朝服道左，当下车一见。”朱自英回答说：“非不愿也，顾血腥，苦难近耳！”他的这种操行，当然为正直的人所敬仰，但秀出于林风必摧之！当这位高道以五十余岁并非长寿的年龄羽化，消息刚报到县衙，县令就使出了报复的手段。据称县令听到报告心里仍然十分地恚恨！他报复的方式既流氓也毒辣：“至是按负租，乃尽逐先生（朱自英的）徒弟，逃难不暇，而嘉祥异瑞为其所抑，诬以中丹毒死。”这种时候朱自英的徒众们才更明白：“九重寥廓，亦无从而达！”终于熬过了几个月时间，第二年（1031）“令去任”，“卜郁岗西麓，方隅洞之东，”距李明真人丹井若干步，高三尺，“始克葬（朱自英）反真之宅”[13]。这种特殊情况的出现，自然对刚兴起的郁岗乾元观的打击沉重！对乾元观后来的发展更有着重要的影响。这宗道教全真派的历史教案其中传递出许多信息，至今都值得教内外同好深入地思索和玩味。
北宋道教上清派在茅山的活动区域，因第25代宗师知遇宋朝哲宗、徽宗两代皇帝，而使“元符万宁宫”兴起于茅山积金峰下，使茅山道教上清派的活动中心第三次由北向南前移，道教上清派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其后上清派经南宋而元代，第三十八代玉海蒋宗瑛宗师元至元间（1264-1294）在鹤台涧立“玄洲精舍”斋室，亦“存郁岗古名也”；至治壬戌（1322），第四十五代刘大彬宗师“请贞居（张雨号贞居子）建外靖于紫轩”道人筑坛之处[14]；这些都说明南宋至元代道教上清派在茅山乾元观仍然得到正常传承。
进入明代情况变得复杂起来，明代建国之初由于茅山道教与元朝政治集团较亲密的关系，明朝庭高层对茅山上清派的政治倾向存在疑虑,所以上清派的重要的法物“镇山四宝”：九老仙都君玉印，宣和御赐玉靶剑，合明天帝日勅玉符，宗坛玉圭一笏，（呵砚一座）曾被收封内库，“洪武十二年（1369）五月十六日至七月望不雨，十六日省府奉上命赍香至山，俾宗师秦真隐、同法师陈清渊、钱庐白、徐右初等，于十八日同赴钟山七佛庵建坛，祈祷有感，二十一早谢恩：钦给原收本山印剑，表裏银两，还山镇守。”其后“明成祖（1403-1424）凡五遣官瘗简于大茅峰及元符宫”，“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颁《道藏》一藏，于元符宫建藏殿贮之。”直至嘉靖二十五年（1576）明王朝在茅山设醮，还没有道教全真派在茅山乾元观专门行道记载的情况[15]。茅山乾元观以道教全真派宫观的性质出现，是以阎祖、蓬头道人阎希言真人来郁岗，修复乾元古观并收徒传道为标志。
阎希言，又称阎蓬头。他到茅山郁岗峰下，带同徒众在观废址上，复修乾元。“建钵堂五：左曰香积厨，右曰水云居，堂后小园曰‘踵息’，横立环堂三座，曰妙元、曰若镜、曰若床。”茅山乾元观周边的形胜美妙：
东北有静室名：麟谿庵，盖鸿胪丞高君洧所创也；庵后即郁岗之绝顶！观前有庵曰：一真；有池曰：洗心，大旱不涸，其字非人间笔！池之步五，有古燕洞观、八仙石、仙桥、屏立其右，名曰：徼妙洞天。距里许即‘三吴通衢’，行人险阻；乃构茶庵，为远行者息肩之处，其名曰：甘露庵；观之大略如此。[16]
阎希言真人“顶一髻不巾栉，粗布衫而无扣，服履而不袜，疏眉丰目辅重，颐色正紫，腰腹十围，叩之如铁，重可三百斤，步轻捷，虽少壮不啻也！盛暑赤露而曝日中不汗，穷冬鑿冰而浴；又令人积溺缶中浴之，出使自干，嗅之殊不觉膻臊；以故所至者异之。”因为他“不巾不栉”，所以无论是路途所见亦或“诸慕道者，”都称呼他“阎蓬头”；人们与他相见，也无须拘泥于俗态礼节。他“喜饮酒，量不过三、四升；酣畅自适，则歌道曲，以娱坐者。”阎真人出门，“则童子噪而从之，往往袖甘果为饷，故从者益众。”别人不知他到底已多少年龄，有人说他曾是元朝“安庆路总管”，但究竟是否也难以测定。好养生之道的人向他请教“延年冲举之术，亦不应。唯劝人行阴隲，广施予；勿淫、勿杀、勿忧、勿恚、勿多思而已。”[17]
阎真人曾经过“王司寇奄山园中，师（阎）言：‘曾有妻室，淫过成疾，遇异人得尘功
而不死。’”其它经过什么事情他都忘却了！“万历十六年（1588）十月十三日宿百户毛俊家，”[18] “饭毕，谓其徒：‘我欲得汤，浴。’汤至，凡三浴，而后爽然命移枕蓐地坐曰：‘道人不当卧床也！’已觉气息微，始惊问：‘道人得无欲去乎？’道人曰：‘既知之，何问。’又问：‘有所言否？’曰：‘我何言，穷理尽性以至于命，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已。’遂瞑趺坐，不僵浃，句犹暖气，色休休然汗沾须有若玑者三日，而入龕七日，而移至乾元观时，时启龕视之,盖百日，犹若生也。”
阎祖的史实展示了全真的清修，使人感觉道教全真派的人生观和处世观就是：“忽然而来，忽然而去！无住、无主、无恋为本，无相为宗，其真有道者耶！”同时代也有人称，阎真人初到“奄山”地方，曾于酒肆间对人说过：“吾家山西，二十七、八时，行贩燕市，足自给，而房帏过度成瘵，且死、遇我师诲之坐功，德无死。”并说：“吾姓阎，度其时盖在嘉靖乙未（1535）、丙申（1536）间。”[19] 在阎希言之前，先有舒道人来郁岗之下，他见荆榛中倒卧的“宋真人‘幽光显扬’碑”，被当地“土人”敲碎了“将负去”烧石灰，“忽雷雨，晦冥若见有人，辏合立之者。道人异之，乃倚碑结茅而栖，坚意精心。凡十余年，而道人阎希言者，始来自终南。”这位舒道人，名本住，号一庵，金陵人（今南京市），他驻世96年，“与江文谷同为希言高足弟子”。
江文谷名本实，号文谷，蓟州玉田人，少年时就弃家学道，万历壬午（1582）至茅山“郁岗师希言。尝言：‘人生未尝无死，有尽刑骸；人死未尝无生，当存精气；’”所以他的行为更为脱俗，他在乾元观附近的“洗心池旁培小阜祀重阳，因叠石塞窗，趺坐于中，谓其徒每日向窗呼之，应则已，不应则入收敛遗蜕。”徒弟按他的要求呼了三年，有一天听不到回应了，打开石室的门看，江文谷已“坐蜕矣，故称为‘活死人墓’！”江文谷有著作《华阳真诲》[20]。明中叶时镇江人曹薰号混成子，世为名家子，少不识字，好放鹰、耍刀枪。后游茅山，拜礼茅君，而至乾元观出家，师于阎祖座下，修炼全真内丹术，有《道德经》、《阴符经》、《悟真篇》、《参同契》诸经注释等等[21]。
阎希言徒弟还有黟县人李梦仙和宜兴人王合心（俗名小颠）等等，都各有自己的脱俗之处[22]。
明中叶时的茅山乾元观，不仅在民间社会有许多的信众，而且对社会上流产生很大影响，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四十三年（1615）明神宗就数次派遣臣下，到茅山乾元观去请高道安排全真道士做法会道场。
第一例：万历四十二年（1614）为皇太后祝寿；在茅山乾元观建“金箓斋”，“特差司设监左少监林潮前，斋诚悃恭往三茅，由九天司命三茅应化真君圣前，取以十月初一日良吉为始，特命本山乾元观全真道士李教顺等祇就殿庭，启建金箓，叩天请祐，恭祝慈躬万寿万安、长春永庆、平康吉祥！好事九昼夜，至初九日圆满，修设普天大醮三千六百分”酬谢神灵。
第二例：祈天下之太平；“特命御马监左监丞沈，恭斋宸悃，前往三茅山乾元观，特命全真李教顺等，取以吉良为始，启建金箓，叩神请祐天下太平，风调雨顺，消灾吉祥！好事三昼夜圆满，设陈三界万灵众真，清醮三百六十分位”酬谢神灵。
第三例：神宗“三辛”忏醮；这是根据《九天玉枢宝经》：三辛逢初六察人善恶，要消灾度厄，就要诵宝经，以恭请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号令三界三十六雷护持众生。万历四十三年（1615）的“三辛”日为五月初六辛亥、六月初六辛已、七月初六辛亥，“乃三辛逢初六之辰，谨遵经典，皈命投诚，报谢雷尊，忏陈愆过，祈消劫运之屯邅，孔佑邦家之泰定，旋生寿福，默祚渺躬；由是预取四月初八日良吉开经为始，特命全真道士李教顺等，祇就三茅山乾元观三清大殿，每日炳烛焚香，虔诚讽诵-----（诸经籍名目略）”；法会的“好事至七月十五日中元地官赦罪之辰贺满”，道教这一信仰方式，在明代一定非常盛行。
这一时期茅山乾元观道教全真派欣欣向荣,香烟鼎盛，在社会中有相应的地位和影响。此时乾元观住持李教顺不仅经常被皇帝安排为朝庭做法会道场，而且还获明万历帝赐予茅山乾元观《道藏》，山《志》中就载有乾元观李教顺住持为建“藏经楼”筹募资金的启示[23]。清朝顺治十三年（1656）王常月（1522-1680）受清朝庭尊重，三次奉旨在北京白云观主讲经论，开坛传戒；后又在“江南之隐仙庵”等江浙地方传戒授徒，于是全真教派更风靡江南，茅山是道教名山，自然是道教全真派关注的圣地。
大致而言，清代茅山乾元观全真派道教方式，在茅山包括乾元观在内的“五观”铺展开来，这形成了后来茅山“三宫”延续“正一上清”的信仰方式，“五观”传习全真信仰的内容。在这里,限于篇幅,清末至民国乾元观涉及内容, 就不在本文中展开探讨了。
四、简短的结语
关于茅山乾元观,我从入道之初就予以极大的关注。在1983年下半年之后,我数次从大茅峰下山，骑自行车从南镇街到北镇街，然后到乾元观的遗址上考察，当年句容统战部的会计徐国太、在茅山道院抓工程的茅山人徐学贵师傅、还有我的妻子都曾陪伴我到过乾元观遗址。我抄录了倒卧地上《乾元观记》石碑的全文，根据现场道观遗址的堪测、并注意赵永海、朱易经两位老道长的提示，勾勒了乾元观当年建筑的平面示意图。这些连同我当年对整个“三宫五观”建筑遗址的考察，整理发表在句容县政协《句容文史第一辑》中。
草草结束这篇文章的时候，从自己接触到的资料、以及1982年至今乾元观的变迁，我认为：
第一，从玄洲真人李明、上清仙公许玉斧、华阳隐居陶弘景，到玄静先生李含光，他们都是将郁岗峰南垂下、他们之后形成乾元观的这片净土,当成神圣的隐修之境地。
第二，观妙先生朱自英宗师的行修,是茅山乾元观兴起的直接因由。
第三，当年县令侮朱自英的仙逝是为“丹毒”所误,清笪蟾光就这种谬论考证事实并予以有力的驳斥！
第四，朱自英宗师是当代关心道教事业的人士，整个道教界, 尤其是道教全真派,值得深入研究思考的人物。
第五，因上清第25代刘混康宗师形成的茅山道教新一轮的振兴奇迹，无疑阻隔了当时给乾元观造成的负面影响，相应化解或缩短了外部对乾元观造成的压力。
第六，当乾元观作为皇家道观，出现在本是隐修之境郁岗峰，观妙先生朱自英如何经营和管理？弘道与清修是面临的大课题！这不仅仍然是今天新时代中、身处乾元观壮观宏伟建筑中道众、尤其是主持道长必须面对的课题,也是整个道教界面对的课题。
还要表达的是：茅山“三宫”、“五观”后来虽然传承的教派有了区别，但是首先是在大“道”的旗帜下传承发展，其中“三茅真君”信仰的表现方式没有变；其次茅山在太平天国革命时受到严重的破坏，这在光绪年重修《茅山志》时补入的《庚申记略》有记载内容；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在茅山残杀道士，焚烧宫观，茅山乾元观更受到毁灭性破坏，当时乾元观一次被鬼子残杀的道士就有13位，宫观也在鬼子扫荡中被烧毁。
今天欣逢盛世，茅山乾元观在新时代得以重光，首先是因为党的政策好，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欣欣向荣的好时代；这其中最主要的是国家政治稳定，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环境稳定，经济社会不断提升发展。我们都要珍惜这种好形势、好局面，为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而致力；国家强盛，才有道教事业的发展，茅山乾元观今天崭新的面貌就是历史最好的见证！
【作者简介】袁志鸿，北京东岳庙住持、庙务管理委员会主任，北京市道教协会副会长，中国道教协会副秘书长兼教务处主任。
[1] 、元·刘大彬《茅山志·稽古篇》。
[2] 、《茅山志辑要·茅山各宫泉洞记》。
[3] 、元·刘大彬《茅山志·洞》。
[4] 、见《茅山志辑要》。
[5] 、见刘大彬《茅山志·上清品》；关于陶弘景到司马承祯主要引于作者过去文章内容，故以下未注引文出处，专此说明。
[6] 、《云笈七签·真系》、《唐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高道传》等多种文献资料称“晋陵人”，公元413年治所在今常州市，辖境相当今江苏镇江、常州、无锡三市及丹阳、金坛、江阴、武进、无锡等地，唐天宝、至德时期曾改常州为晋陵郡；此处依元·张伯雨《玄品录》和刘大彬《茅山志》的记载。
[7] 、《云笈七签·真系》、《唐茅山紫阳观玄静先生碑》、《高道传》等文献史料均称之为“年十三”辞家奉道，但元·刘大彬《茅山志》只说“神龙初（705）师以清行度为道士”，年仅13岁的儿童，即是神童也在开智慧，何谓之“清行”？又刘大彬《茅山志》记载：玄静先生在“大历四年（768）”解蜕于“紫阳之别院，年八十有七”，由此推断玄静先生应为23岁被度为道士。
[8] 、《云笈七签·真系》卷六。
[9] 、元·刘大彬《茅山志·卷二》。
[10] 、元·刘大彬《茅山志·卷二》其一是《诗送玄静先生暂还广陵》（并序）：“玄静先生秉和清真，乐道虚极，顷来城阙，善利同人，缅思林泉，洗心外俗。予嘉焉重焉！式遂其意，言念于迈，赋诗宠行：杨许开真箓，夫君密契传；九星连紫盖，双景合丹田；玉简龟台赋，金坛洞府仙；犹期御风便，朝夕候冷然。”其二是《诗送玄静先生归广陵》（并序）：“炼师气远江山，神清虚白，道高八景，而兼九流；每发挥玄宗，启迪仙箓，延我玉皇之祚，保我以金丹之期；敬焉重焉！深惜仳别，因赋诗以饯行云耳：默受王倪道，逾深尹喜师；欣同八景会，更叶九丹时；鸾鹤遥烟境，江山渺别思；当迁洞府日，留念上京期！尊师以道枢弘济，以真宗启迪，来致玄妙，去还云山，诗以见怀，用彰惜别也！所谢知。”
[11] 、元·刘大彬《茅山志》。
[12] 、见元·刘大彬《茅山志》和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13] 、见《茅山第二十三代上清大洞国师乾元观妙先生幽光显扬之碑》。
[14] 、元·刘大彬《茅山志·楼观部》。
[15] 、清·笪蟾光《茅山志·卷之三》。
[16] 、明·陈文烛、王叔撰《乾元观记》。
[17] 、清·笪蟾光《茅山志·茅山高真》。
[18] 、明·陈文烛、王叔撰《乾元观记》。
[19] 、清·笪蟾光《茅山志·茅山高真》。
[20] 、同上。
[21] 、《中华道教大辞典》中有吴受琚先生所作考据。
[22] 、清·笪蟾光《茅山志·茅山高真》。
[23] 、清·笪蟾光《茅山志·卷之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