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元观位于江南人文之乡金坛境内，茅山东麓郁冈峰前，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道教名观，素有“秦汉神仙府，梁唐宰相家”之美誉。从保留至今的“李真人炼丹井”可知，其源头可追溯到秦代，据说当时有位李明真人曾来此修道。然而，历经千年风雨以及近代以来的战乱和动荡，乾元观这座古观在抗战时已基本毁废。

今天，乾元观经廿载艰辛恢复，仙境重辉，再畅宗风，成为今天江苏道教中的又一个重要的道教圣地，这使我想起了宗教学家伊利亚德对宗教圣地的阐述：“每一个神圣的空间都是一个显圣物。”[①]虽然人间的风雨可以摧毁“神圣的空间”上的房屋建筑，但它本有的一种宗教文化传统却犹如“显圣物”，能够促使后来人再接再厉，采用各种有形或无形的方式将其信仰与文化传承下去。这是因为宗教圣地不仅与某些宗教创始人有极大关系，更在于它是具有历史意义和文化影响之“神圣之地”。

本文以茅山乾元观为例，来展示江南全真道在江苏道教中的独特地位和文化影响。

一

今天的乾元观之名大概得之于宋代，当时上清派笫二十三代宗师朱自英 (976～1029)于此筑九层坛传道行法，北宋仁宗于天圣三年（1025）敕名“集虚庵”，后改敕为“乾元观”[②]，此名一直延用到今天。若回顾历史，乾元观作为江苏道教的圣地之一，从齐梁到北宋，有着不同的名称和规模，上清派在此传播数百年，培育了许多富有宗教情怀的道门领袖，其造作的道书和发明的道术也成为江苏道教文化的宝藏。

东晋哀帝兴宁二年（364），士人杨羲与许谧、许翙父子在江苏句容托南岳夫人魏华存等众真降授，用扶乩降神的方法造作一批道书。杨羲用隶字写出《上清经》，二许又另行抄写，共成三十一卷。后经辗转相授，形成了一个以信奉传授《上清经》为特征的上清派。上清派是从天师道分化而来，以奉《上清经》而得名。它之所以能够流传甚广，与历代上清宗师依经法传授是联系在一起的。上清派奉魏华存为祖师，通过传承《上清经》而形成了自己的传法系统：魏华存→杨羲→许谧→许黄民→马朗、马罕→陆修静→孙游岳→陶弘景→臧矜→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③]。另据陶弘景《真诰》中说：东晋末，“葛巢甫造构《灵宝》，风行大教”。后有“才思绮拔，志规敷道”的王灵期“深所忿嫉，于是志诣许丞（许翙之子）求受上经，……许感其诚到，遂复受之。王得经欣跃，退还寻究。知至法不可宣行，要言难以显泄，乃窃虽损益，盛其藻丽，依王、魏诸传题目，张开造制，以备其录。并增重诡信，崇贵其道。凡五十余篇。趋竞之徒，闻其丰博，互来宗禀。传写既广，枝叶繁杂，新旧浑淆，未易甄别。自非已见真经，实难证辨。”[④]王灵期成为“一杨二许”之后又一位《上清经》的造作者。

上清派宗师大多出身于士族家庭，有较高的文化水平，他们加入道教后，积极造作的道书已排除了早期天师道反映普通民众的愿望和为社会改良建言的内容，而是注重个人的修行，多言养生之道。这从其代表作《上清大洞真经》、《黄庭经》中就可见一斑。在修炼方法上，上清派不主金丹术，而专主行气存思术，通过存养神气、吟诵宝章之法来调整人的身心活动，沟通人与神的联系，辅以咽津、念咒、佩符等道术，表现出以符箓为主的天师道逐渐向注重个人内修方向发展的趋势。上清派不仅以丰富的内容适应了人们多方面的精神需要，而且其存思术与诵经术既简单易行，又具有神秘色彩和浓郁的宗教韵味，反映了人们希望借助神真之力来排除种种鬼魅对生命的干扰，以达到长生久视的理想目标。[⑤]上清派在南北朝时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上清派第九代宗师陶弘景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今天乾元观中的宰相堂和松风阁，既展示了陶弘景在茅山的修道活动，也反映其作为“山中宰相”的社会影响，成为江苏道教史上的一段佳话。

陶弘景(456～536)是丹阳秣陵（今江苏南京）人，自幼聪明异常，十岁读葛洪《神仙传》乃有养生之志。永明初，陶弘景拜东阳道士孙游岳为师，受上清经法符图诰诀，成为上清派传人，遂遍游名山，寻访仙药真经。南齐永明六年（488），在茅山得到杨羲、许谧手书真迹。永明八年（490）陶弘景继陆修静之后，在江南一带搜集道书，历时二百余日参访，寻得真人遗迹十余卷。永明十年（492），其好友萧衍（464～549）取得帝位，成为梁武帝，陶弘景上书辞去朝官，挂朝服于神武门，隐居句容茅山修道，在今天乾元观所在地修建了“郁冈玄洲斋室”，传上清经法，开上清派茅山宗。梁武帝曾多次派使者前来请之出山，都被婉拒，念其旧功，乃遣人赐黄金、朱砂、曾青、雄黄以供炼丹之用，并在茅山上为其修建朱阳馆及太清玄坛。当时，“国家每有吉凶征讨大事，无不前以咨询，月中常有数信，时人谓之山中宰相”[⑥]。今《道藏》中存有陶弘景所撰写的《真灵位业图》、《真诰》、《登真隐诀》、《养性延命录》等。他在整理《神农本草经》时，又增加魏晋名医所用新药，编成《本草经集注》七卷，共记载了七百多种药物，后成为隋唐本草学之蓝本，现仅存敦煌残卷。陶弘景在茅山隐居40年，致力于实践自己得道成仙的生命理想，不仅从教义理论及医药学、化学、生理学和地理学等方面推动了道教的发展，而且以出世心态做入世之事，使乾元观成为著名的“山中宰相府”。

唐代是道教发展的高潮期，虽然由于中国政治中心北移，长安成为全国道教的中心，但在唐宋时上清派依然是高道辈出，王远知、潘师正、司马承祯、李含光、杜光庭、朱自英等都成为著名的道门领袖，他们继续传承上清经法，经论迭起，受到了帝王们的重视与青睐，其中在乾元观开展传道活动的是上清派第十三代宗师李含光。李含光(682～769)是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曾师事司马承祯于王屋山，得授上清大法，深受崇道皇帝唐玄宗的敬重，回茅山后，又几度被唐玄宗如之京城。开元年间（713～741），唐玄宗获得杨羲、许谧众真及陶弘景所写上清诸经真迹，但缺经文十三纸，于是令李含光补书。司马承祯去世后，李含光受唐玄宗之命继续留居王屋山阳台观，修补上清诸经真迹。后称疾，乞归茅山，修习上清经法。天宝四年（745），又召进京，请问道法。不久，李含光即以茅山灵迹将坠，真经秘箓将散为由，请求归山修葺。临行前，唐玄宗特下诏赐茅山紫阳观以居之，并赐诸多法物。李含光回到茅山后，努力搜求、整理业已散乱的上清经书，曾著有《本草音义》二卷、《学记义略》三篇、《三玄异同论》、《仙学传》等书，可惜因年代久远均佚。天宝七年（748）春，唐玄宗又召之进京，在大同殿亲受上清经箓，拜李含光为师，尊为“玄静先生”。

后来，李含光曾奉旨在乾元观为国家斋戒修醮，据说，修醮时，斋坛旁边的230棵松树悉有甘露，唐玄宗闻之，以昭懿其德行高超，敕建“栖真堂”以及会真、侯仙、迎恩、道德、拜表五亭，并赐茅山紫阳观附近二百户、太平、崇玄两观附近各一百户供其役使，赐官徭以供香火，使乾元观展现出皇家宫观的气象。天宝十年（751），李含光恳辞告老，唐玄宗亲自制诗饯别。大历四年（769）李含光卒于茅山，后追赠“正议大夫”。

宋真宗大中祥符间（1008～1016），上清派第二十三代宗师朱自英（976～1029），字隐芝，句曲朱阳里(今江苏句容)人，据《茅山志》记载，朱自英幼年即从玉晨观道士朱元吉习道。十二岁得度为道士，与张炼师同隐居于积金山顶，服气咽炼，试辟俗术。后渡江云游，访师问道于青城山。因觉得上清古经阙伪不全，故“复过濑乡，校雠太清宫古藏经”。后返归茅山，得“九老仙都君印”，济人利物，孜孜不倦。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为茅山上清派第二十三代宗师，嗣掌教门。朱自英曾为宋真宗祈嗣，得生宋仁宗，故颇得二帝尊宠，奉旨住持玉清昭应宫[⑦]，并在茅山建“九层坛”行道。宋仁宗天圣三年（1025）敕建“集虚庵”，后改敕名“乾元观”，[⑧]这是今天的乾元观名称的由来，其中也隐约透露出一种皇家气息。乾元观的悠久历史和文化底蕴为后来全真道的传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

宋辽金元时期，中国社会中的民族矛盾与社会矛盾纷繁交织，引发了社会动乱、南北分裂，乾元观曾有的800多间房屋逐渐荒废。传统道派衰落，新道派纷纷崛起，其中影响最大、传播最广的就是王重阳所创的全真道。全真道之所以能够在不长的时间里得到广泛传播，甚至代表了宋元以后中国道教发展的新走向，其一是因它在信仰和教义上具有新特点[⑨]，其二是丘处机西觐成吉思汗扩大了全真道的社会影响，其三则与全真道龙门派努力向江南地区的传播是分不开的。元明以后，乾元观逐渐成为江南全真道的重要道场之一。

《道藏》与《藏外道书》中保留的一些有关全真道传承谱系与人物传记的道书，为我们了解龙门派如何从北方传播到江南茅山地区，也为我们今天了解茅山乾元观的道脉传承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与线索。《藏外道书》中的《金盖心灯》、《龙门正宗觉云本支道统薪传》、《长春道教源流》、《长春观志》、《白云观志》及民国时出版的《道统源流志》[⑩]中都比较详细地记载了龙门派的传承谱系。[11]闵一得撰《金盖心灯》中有《龙门正宗流传支派图》，它以纪传体的形式介绍了“龙门正宗”从第一代龙门律师赵道坚至十四代律师或宗师们的生平事迹和法脉传承：

吕仙之道，传丘长春，长春以不嗜杀人一语感动元太祖，盖本吾儒之说托之道家以救世者。弟子赵虚静克绍厥学，嗣为龙门派。”[12]

明确提出龙门派尊丘处机为祖师，以其修道的陇州龙门山为名，奉丘处机的弟子赵道坚为创派宗师，形成了独特的“龙门正宗”的传承体系。

《金盖心灯》着重描绘了丘处机传戒法、付衣钵于赵道坚的事迹，意在说明龙门派是由丘处机授意赵道坚创立的，从而将丘处机奉为龙门派的祖师，将赵道坚作为龙门派的实际创建人，以抬高龙门派在全真道中的地位。后来的《道统源流志》明确称丘处机是龙门正宗第一代祖师，称赵道坚是第二代，但又是“龙门正宗第一代戒律祖师”[13]。《金盖心灯》在介绍龙门正宗的传承者时，将前四代都称为律师，每代且只有一人，他们的生平事迹都比较简略，其中还有一些模糊甚至虚构的成分。对照元代全真道的发展史，可见这种颇有虚构色彩的传承谱系大概是后人意在为龙门派建立一条神圣的法脉。

其实，当时全真道主要以关中重阳宫祖庭和燕京白云观为中心在北方传播。据《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记载，北七真人，尤其是丘处机的众多弟子们都曾力图不断向四面八方扩展全真道的势力，如宋德方在山西太原传教，王志谨、姬志真在河北盘山一带活动，于通清则在胶东半岛福山弘道，宋道安随丘长春西行时，即在阿不罕山建起栖霞观，将全真道传到蒙古地区，张志素传教于今辽宁北部一带，全真道第七代掌门李志常奉诏于和林（今蒙古国哈尔和林）建道院，王志坦则十七次从燕京赴和林弘教，使全真道远播北部边疆地区。

相比之下，江南地区的武当山虽有鲁大宥、汪贞常、张守清等，苏杭一带有黄公望、罗蓬头、丁野鹤等在传播全真道法，但从总体上看，“元时江南为正一掌教，河北为全真掌教”[14]，茅山为三山（龙虎山、閤皂山、茅山）符箓之一，全真道在江、浙、鄂、闽一带的发展并不兴盛。

乾元观是如何成为江南全真道的道场的？据《金盖心灯》介绍，龙门正宗第五代由张静定律师和沈静圆宗师并列，开始向江南地区传播。张静定（？～1522），号无我子，浙江余杭人，先于天台山修道，精八元阳经及丹诀，著述颇多，因皆不满意而毁弃，后受人指点，乃去四川青城山访道，遇周玄朴。周祖见其向道心诚，遂收为弟子。张静定得戒法后，仍归天台山隐居。沈静圆（？～1465），号顿空，江苏句容人，他是否曾在乾元观等茅山道院中进行传道，因史料缺乏还需要进一步考证，但据记载，他先在天台山遇张静定，而有修道之志，后于明正统十三年（1448）去青城山，“遇周祖受授宗旨戒律，改名静定矣。”[15]明代宗景泰二年（1451），他南行至天台，居桐伯山。明英宗天顺三年（1459），沈静圆至金盖山，居书隐楼修道，后传法于赵真嵩、卫真定。

第六代律师赵真嵩又传王常月，第六代宗师卫真定则传沈常敬。“自周律师传张、沈二人，始有律师、宗师之分。”[16]从此，律师与宗师各自传法，使龙门正宗分为两派，且每代都有数人承担，改变了过去“单传秘受，不能广行”的局面。第七代有律师王常月（1522～1680，号昆阳子）和宗师沈常敬（1523～1653，号太和子）都曾在乾元观活动。然而，在王常月和沈常敬之前，就先有长春真人丘处机第十四代传人闫希言（？～1588）于明嘉靖、万历年间从陕西南下江苏，以茅山乾元观为活动中心，创立了全真龙门岔派“闫祖派”。

据《乾元观碑》记载：“茅山乾元观，盖有闫蓬头像，云蓬头者即希言道人，以仙化而藏其骨也。”[17]清笪重光（1632～1692）撰《茅山志》卷九《闫道人》曰，闫道人初到茅山乾元观时，当时道观仅存山门两舍，闫道人游说金陵诸多公卿名士，依靠众多的赞助，修复了乾元观殿堂楼阁。他住茅山50多年，于乾元观中栽植桃杏，美化环境，又引山泉灌溉水田，年获稻米三四十石，使乾元观在经济上自给自足，同时也成为一方清静的修道胜地。闫希言在乾元观还培养出了一批颇有水平道士，如舒本住、江本实、王合心、李合坤等。“在闫祖等人的影响下，茅山道院‘三宫五观’中的五观逐渐改习全真，俱尊乾元观为五观之首、全真宗祠，茅山唯一的孙子丛林。”[18]在客观上扩大了全真道在江南地区的社会影响。

后来，沈常敬、孙玉阳等龙门派传人来到乾元观，与闫祖派传人共执教务，并积极支持王常月祖师来茅山传戒，此时，乾元观出现了闫祖派与龙门派共存的现象，成为江苏道教中具有特殊地位的一座全真道丛林。

明末清初第七代律师王常月在南下弘法传戒活动时来到茅山，加大了全真道在江南社会的影响。王常月（1522～1680），俗名平，号昆阳，山西长治人，“年弱冠而向道之心已笃”，后于王屋山遇赵真嵩，拜之为师。王常月受戒后曾隐居华山修道，直到清顺治十二年（1655）才离华山上北京，先挂单于灵佑宫。当时正值兵荒马乱，白云观的道士避难逃走。不久，王常月移住白云观任主持，并在那里开始传戒收徒，仿照佛教沙弥、比丘、菩萨三戒制定出初真、中极和天仙“三坛大戒”，并改革过去丘处机“单传秘授”的旧制，实行公开传戒，希望通过严行戒律来阐扬道教信仰的神圣性，提升道士的道德水准，以恢复早期全真道所倡导的“功行俱全”、积极服务于社会的正面形象。因此，王常月到北京的第二年，“丙申（1656）三月望日奉旨，主讲白云观，赐紫衣凡三次，登坛说戒，度弟子千余人，道风大振。”[19]他以“国师”身份开坛于京师传戒说法，使萧条的白云观逐渐恢复了往日的生气，全真道获得了复兴，王常月也被誉为龙门派的“中兴之臣”。

王常月并不满足于仅在京城弘道，他认为：“自七真阐教之后，教相衰微，戒律威仪四百年不显于世。”[20]玄门衰落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戒律威仪不显。于是，他于康熙二年（1663），率詹守椿、邵守善等弟子南下，先在南京“说戒于金陵碧苑”，后去杭州宗阳宫、湖州金盖山、茅山乾元观等地立坛收徒传戒，演说“龙门心法”，努力“将龙门七代家风，告诸大众”。几年后，王常月又到湖北武当山，传“龙门三坛大戒”，度弟子甚众。他的一些弟子再云游传道，使原来主要活动于北方的龙门派得以在南方传播，并形成了众多的支派，其势力远远超过全真北七真人门下其余诸派而一枝独秀，以至于在明清时期出现了“天下道士半全真，天下全真数龙门”的局面。[21]

三

文化创造是一种宗教能够得到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它往往需要借助于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交流与融合来获得创新。全真道龙门派传入茅山后，乾元观虽然也受其影响，但还是保留了自己的闫祖派传统。从此，茅山道教呈现出了“三宫”传正一道，“五观”传全真道的独特景象。在五观中，白云观、玉晨观和德佑观传全真龙门派，乾元观与仁佑观则传全真龙门派岔支闫祖派，这大概与闫希言先于王常月来到乾元观有关。从总体上看，江南全真道传入茅山后，与山上本有的由上清发展起来的正一派没有发生什么冲突，反而在乾元观很好地融合起来，这是值得认真研究的文化现象。
 

在明嘉靖、万历年间，“闫祖派”就在茅山乾元观活动，并制定了25字的传承谱系：复本合教永，圆明继象先，修成隆绪业，历代嗣宗传，童心容易得。[22]后来，沈常敬曾隐居茅山，门下有孙玉阳宗师、黄赤阳律师等。孙玉阳曾居茅山乾元观，门下有闫晓峰继守茅山乾元观，为龙门派第九代传人，门庭亦盛。据《诸真宗派总薄》卷十八“闫祖派”记载：“邱祖复字岔派分支，茅山乾元观。”[23]闫晓峰下传周太朗、范太青等。清顺治二年（1645），范太青（1606～1748，号青云子）来茅山乾元观拜孙玉阳为师，后去主持天台山桐柏宫讲席，并奉敕建崇道观，开龙门桐柏观支派。据《金盖心灯》之《道谱源流图》记载，闫晓峰“所传后人改皈茅山法派”，其实乾元观至今仍接续闫祖派的传承，由此展现出茅山乾元观在江南全真道中的特殊地位与影响。

相比而言，江南地区传播的全真道却以龙门派为主，黄赤阳从王常月受戒，合王、沈二系传承于一身，他曾住杭州大德观，下传周太朗。周太朗（1628～1711，号明阳子）虽拜孙玉阳为师，但却与王永宁共开杭州栖霞岭金鼓洞支派，建鹤林道院，又称“金鼓堂”，一时影响颇大，从学者千余人，其中高东篱（1621～1768）晚年继范太青主持天台桐柏观，门下有方镕阳、沈轻云、闵一得等。第十一代律师闵一得（1758～1863）所开金盖山支派门庭最盛，阐述龙门派传承历史的《金盖心灯》即为其所作。

据《金盖心灯》记载，龙门正宗从第八代开始，龙门律师或宗师大多是江南人，他们各自在江南地区进行传戒弘道活动使龙门派进一步分支岔派。第八代共有十五人——伍冲虚、詹怡阳、黄虚堂、程谔山、陶靖庵、黄赤阳、吕云隐、金筑老人、谭心月、黄冲阳、程华阳、林茂阳、铁竹道人、江处士、鸡足道者黄律师等。其中黄虚堂，字得一，启苏州浒墅关太微律院支派，门下有孙碧阳律师。陶靖庵（1618～1673），名陶然、号靖庵，启湖州金盖山云巢支派，为金盖之宗师，门下有陶石庵→徐紫垣→徐隆岩递相嗣传。“赵道坚一系的全真道在吴兴的发展主要归功于陶靖庵。”[24]吕云隐（？～1710），名守璞，启苏州冠山支派，著《东原语寔》、《心钱经注》、《复立山房诗》等书，门下有吕全阳、鲍三阳、樊初阳、翁朝阳、金玉衡，徐艮阳、邱寅阳、钱函阳、孙则阳、归南阳、邵悟真、徐鹤岭、潘无尽等，其中邱寅阳启嘉善长春宫支派，钱函阳又启无锡长春宫支派。金筑老人启余杭金筑坪天柱观支派，门下有潘牧心→王洞阳→潘天厓递相嗣传。这个传承谱系透露出当时全真道的传布范围，在江南地区的影响尤甚。[25]第八代中最知名的是律师伍守阳。伍守阳（1574～1644）号冲虚子，擅长内丹功法，著有多部内丹著作，清乾隆年间，他将“龙门派”性命双修功法传于在皖水双莲寺落发出家的佛门弟子柳华阳（1736～?）。柳华阳成为第九代二十一位传人中最著名者。第十代有十一人，第十一代有十人，第十二代有十六人，第十三代有三人，第十四代只记载了潘雪峰律师一人。另外，《金盖心灯》卷六中还有一些零星的传记。龙门派律师相继在江南各地开山授徒，杭州金鼓洞、余杭大涤山、湖州金盖山、台州天台山、句容茅山、乃至苏州、无锡等城镇一时间出现了许多龙门分支岔派，以清代嘉庆之前繁衍传播为最盛，以至于“龙门派”几乎成为全真道的代名词，其传播的盛况可与佛教五家禅中的临济宗相媲美，故世有“临济、龙门半天下”[26]之说。其中不少支派更是流传到近现代，传播到港台以及海外广大地区。

从历史上看，道教信仰长期植根于江南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反映的大多是民间习俗、心态和向往，以及乡村社会的秩序要求。《金盖心灯》中称：

龙门派以清虚自然为宗，而不事神奇，与老聘庄列之说为近，至其原本，忠孝则其指，并不悖于圣贤矣。[27]

在江南传播的全真道，以清虚自然为修道之本，倡导和顺文化，遵行戒律教规，倡导修学并举、弘道利生，这从有关乾元观的记载中可见：第一，不同道派和谐共存。从历史上看，上清派、正一派、闫祖派、龙门派在乾元观共存共融，互相影响，形成自己独特的道流法脉。第二，以斋醮科仪服务于大众。全真道传入茅山后，受到传统正一道的影响，以行斋醮祈禳，建香火道场，来表达道教的弘道利生精神，例如乾元观独特的“乾元法事”和“坤道仙乐”在民众中都有着较大的影响。第三，表现出一种扬善去恶的正义精神。抗战时期，惠心白道长（1879～1938）明辨是非，深明大义，支持陈毅领导的新四军在茅山的抗日活动，最后以身殉国的感人事迹，展示了乾元观文化传统中所内涵的正义精神。

道教圣地需要依附于外在的时间和空间而存在，但道教思想却可以超越时空的局限，今天，乾元观这座江苏道教中唯一的坤道宫观，正在继承道教“和顺文化”优良传统，通过挖掘茅山乾元观与江南全真道文化的历史价值与现代意义，为促使江苏道教与江苏文化的繁荣发展而努力。

【作者简介】孙亦平，历史学博士，南京大学哲学系、宗教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孙亦平主编《西方宗教学名著提要》，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75页。

[②] 《茅山乾元观》编委会编《茅山乾元观》，第8页。

[③] 《云笈七签》卷五《经教相承部》，《道藏》第22冊，第25頁。

[④] 《真诰》卷十九，《道藏》第20册，第604页。

[⑤] 孙亦平著《从〈上清大洞真经〉看上清派的特色》，《中国道教》1999年第3期。

[⑥] 《南史》卷七十六《陶弘景传》。

[⑦] 玉清昭应宫是北宋真宗赵恒(968～1022）为收藏“天书”于大中祥符二年（1009）在皇城西北天波门外，耗费巨资修建的宫观，主要供奉道教的玉皇、圣祖赵玄朗（宋真宗塑造出来的赵氏祖先）、太祖、太宗的塑像，属于皇家宫观，由此可见朱自英在当时道门中的地位。

[⑧] 《茅山志》卷十一，《道藏》第5册，第604页。

[⑨] 孙亦平著《论早期全真道心性论的理论旨归》，《南京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

[⑩] 此处所引《道统源流志》是由吴兴庄严居士辑，无锡中华印刷局印刷。

[11]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道书大都出现于清朝乃至民国，而现存于《道藏》中署名为丘处机著作，如《磻溪集》、《大丹直指》、《青天歌注释》等，还有其弟子及后人所编的道书，如李志常撰《长春真人西游记》、段志坚编《清和真人北游语录》、陈时可撰《长春真人本行碑》、李道谦编《七真年谱》一卷、《终南山祖庭仙真内传》三卷、《甘水仙源录》十卷、刘天素、谢西蟾撰《金莲正宗记》一卷、耶律楚材编《玄风庆会录》一卷，虽然对丘处机的生平事迹思想多有记载，但似乎并没有明确提到丘处机在生前就创立了龙门派。

[12] 《金盖心灯》序，《藏外道书》第31册，第160页。

[13] 吴兴庄严居士辑《道统源流志》下，第1页。

[14] 《长春道教源流考》卷六，《藏外道书》第31册，第118页。

[15] 《金盖心灯》卷一，《藏外道书》第31册，第179页。

[16] 《金盖心灯》卷一，《藏外道书》第31册，第166页。

[17] 《茅山乾元观》编委会编《茅山乾元观》，第26页。

[18] 《茅山乾元观》编委会编《茅山乾元观》，第15页。

[19] 《昆阳王真人道行碑》，载《白云观志》，《藏外道书》第20册，第592页。

[20] 《碧苑坛经》，《藏外道书》第10册，第168页。

[21] 孙亦平著《道教思想研究论集》，巴蜀书社2011年版，第156页。

[22] 据说，闫祖派谱系原有40个字，现仅存25字，参见《茅山乾元观》编委会编《茅山乾元观》，第14页。

[23] 《藏外道书》第20册，第576页。

[24] 王宗昱著《吴兴全真道史料》，Scriptures, Schools and Forms of Practice in Daoism, pp. 215-232. edited by Poul Andersen and Florian C. Reiter, Harrassowitz Verlag 2005.

[25] 孙亦平著《全真道龙门派在江南地区的传播与影响》，《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3期。

[26] 《长春道教源流》卷六，《藏外道书》第31册，第113页。

[27] 《金盖心灯》序，《藏外道书》第31册，第16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