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英宗与神宗三位皇帝非常重视《道藏》的编纂工作，对道经的收集、整理、编纂与颁布做出过重要贡献。早在明永乐年间，成祖就命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纂修《道藏》。正统九年（1444），英宗又命道士邵以正订正、增补《道藏》，并于第二年纂修完成。这部《道藏》共收集道经5305卷，480函，被称之为《正统道藏》。万历三十五年（1607），神宗又命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续修《道藏》，在《正统道藏》的基础上，增补道经180卷，32函，被称之为《万历续道藏》。《正统道藏》与《万历续道藏》合起来统称之为明《道藏》，共收道经1476种，5485卷，512函。
一、明代颁赐茅山的三部《道藏》
《正统道藏》于正统十年（1445）竣工，正统十二年（1447）印制完成，并立即颁赐天下名山宫观。《明英宗实录》卷一五〇云：正统十二年“刊造道藏经毕，命颁天下道观。”其后，明朝历代皇帝，尤其是英宗与神宗，经常颁赐《道藏》给名山宫观。茅山作为道教名山、上清祖庭，就曾四次享受颁赐《道藏》之荣。
陈国符先生在《道藏源流考》一书中对此有详细考证，明代茅山第一次获赐《道藏》是在正统十二年（1447），是颁赐给元符宫的。正如陈国符所说，明江永年纂《茅山志后编》与清笪蟾光修《茅山志》卷二《明英宗颁赐道藏》[①]对此有明确记载。毫无疑问，正统十二年（1447）明英宗颁赐给元符宫的《道藏》只能是《正统道藏》，而非完整的《道藏》。但是据《茅山志后编》记载，这部《道藏》后来毁于火灾。因此明万历年间神宗再次颁《道藏》给茅山元符宫，笪重光《茅山志》卷二收有第二次颁《道藏》的敕文。因敕文没有明确说明颁《道藏》的时间，所以这次颁《道藏》的具体时间不祥。陈国符先生根据“敕文除宫观及赍经使不同外，与赐九霄万福宫藏经敕全相符合”，认为这次颁《藏》在万历年间。汪桂平在《明代茅山与〈道藏〉》一文中认为，这次颁《道藏》应该是在万历二十七年年（1599）左右。假若汪桂平的考证正确，那么，明神宗这次颁赐给元符宫的《道藏》仍然是《正统道藏》。
除元符宫外，茅山九霄万福宫也曾于明神宗万历年间获赐《道藏》，清笪蟾光修《茅山志》卷二《藏经敕》对此有记载。《万历续道藏》完成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而根据《藏经敕》的记载，茅山九霄万福宫这次获赐《道藏》发生在万历四十二年（1614）。那么，这次所颁《道藏》很可能是完整的明《道藏》。同时，笪蟾光《茅山志》卷二《明神宗赐九霄宫玉经敕》又记载，就在明神宗颁《道藏》给九霄宫的前一年，即万历四十一年（1613），其还曾赐道经给九霄宫。《明神宗赐九霄宫玉经敕》中提到，因为皇太后生病，明神宗特命道士楷书金字《玉皇尊经》一部，颁赐于茅山九霄宫，以祈国泰民安，圣体康健，寿福永延。这说明神宗在颁赐茅山九霄宫《道藏》的前一年，还曾颁赐九霄宫一部楷书金字的《玉皇尊经》。
明代茅山第四次获《道藏》同样发生在明神宗万历年间，是颁给乾元观的。明顾起元撰《茅山重建乾元观记》云：
希言逝而李一了者来，其道价颇与希言埒，公卿大夫以问真往还者，益盛于希言时。于是，谋举观之旧址一为之新。其事颇流闻禁中，天子为给赐《道藏》全部，俾供奉于观。
顾起元所谓的“《道藏》全部”，并非全部明《道藏》，而只是《正统道藏》。王锡爵撰《乾元观记》记载了这一点，其云：
万历己亥，神庙以圣母所印《道藏》四百八十函赐之。
这部只有四百八十函的《道藏》，只能是《正统道藏》，而不可能是全部的《道藏》。然而，笪蟾光《茅山志》卷三著录的四篇醮文，即《神宗为圣母建金箓斋词》、《神宗金箓斋词》、《神宗为伏魔大帝建醮词》、《神宗三辛忏醮词》。其中除为伏魔大帝建醮是由济南五峰山洞真观道士周玄真主持外，其余三次都是由茅山乾元观道士李教顺主持，这说明神宗经常委托或派遣道士至茅山乾元观举行各种醮事。除此之外，神宗还多次颁赐道经给乾元观。王锡爵撰《乾元观记》云：“壬子后，复赐孔雀、玉皇、东岳、玄范诸经，衮衣绣幢，醮资若干缗。”[②]“壬子”年即万历四十年（1612），就在这一年后，明神宗曾赐给乾元观赐孔雀、玉皇、东岳、玄范等道经。以上说明，明万历宫廷与茅山乾元观一直保持着频繁的往来，但因史料缺乏，对于《万历续道藏》编辑、印制完成后，明神宗是否曾经颁赐给乾元观，仍然难以确定。
茅山在有明一代曾四次获赐《道藏》，元符宫、九霄宫与乾元观都曾有《道藏》，这种情况在全国是很少见的，由此可以看出明代朝廷对茅山道教的重视与崇奉。非常可惜的是，按照陈国符先生的实地考察，茅山所藏几部《道藏》后来在战火中都遭到了毁坏，这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
二、乾元观《道藏》抄本流落马山
明末茅山乾元观《道藏》抄本曾传入山东，将其传入山东的人是任衡文，鲁太璞撰《重校马山道藏目录序》称：
本山藏经，原自青州府颜神镇。任乡绅仕为南京学院，游茅山宫，见乾元观道经一藏，诚请抄录，运至本宅供奉。
以上提到的“任乡绅”即是任衡文，李寅宾撰《重校马山藏经目录序》云：
任公衡文江外访道茅山，不辞抄录之烦，不惮千里之远，迎经于家，以为珍宝，其趋向可知矣！
根据以上两条记载，山东青州府颜神镇（今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人任衡文，在任职南京学院之余，游览茅山乾元观，发现了乾元观所藏的《道藏》，于是不辞辛劳，抄录一份，并运至山东家中收藏，致使乾元观《道藏》抄本传入山东。
鲁太璞《重校马山道藏目录序》与李寅宾《重校马山藏经目录序》都没有对任衡文的生平事迹作任何交待，前者只提到其为山东青州府颜神镇人，而且曾任职于南京学院，后者则只是指出了他的名字是任衡文。然而，任衡文凭一人之力，抄写了一部《道藏》作为私人收藏，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且在历史上实属罕见。要弄清楚其抄写《道藏》的时间以及原因，就必须了解他的详细的生平事迹，但仅凭以上两条史料这是远远不够的。据鲁太璞《重校马山道藏目录序》记载，任衡文曾任职于南京学院，他既然曾经担任过官职，那么就应该有功名，但查遍相关的方志资料，没有找到任何与其有关的信息。因此，我们怀疑，“任衡文”这个名字可能有误，或者“衡文”不是他的名字，而只是一个与官职有关的称号。对于任衡文的相关情况，暂时存疑，有待于日后进一步查考。
任衡文去世之后，《道藏》由其子孙收藏，但随着任氏家族的衰落，《道藏》也遭受了破损的命运。鲁太璞《重校马山道藏目录序》云：
及任公终世，虔祀无人，遂至零落。
李寅宾《重校马山藏经目录序》云：
迨乎人之云亡，而灵文散落，为子孙者，已不能无愧矣；又取前人之手泽，而货卖之，斯其人之贤愚何为？而任氏之盛衰，不亦可就此书之去留而卜之哉？幸运的是，一个偶然的机会，马山全真道龙门派道士李常明获知此事，遂派人将这部残损的抄本《道藏》购至山东即墨马山收藏，并被奉为镇山之宝。
对于任衡文抄写的这部《道藏》流落山东即墨马山的过程，鲁太璞《重校马山道藏目录序》有详细记载，其云：
适有琉璃瓦匠，语及此事，老师闻之，叹曰：“荒山自国初创建以来，常欲诣都祈请尊经，奈兵燹之后，经板失落不全，故不能矣。今幸有此，不可当面错过。”遂命门下贾太素，即同瓦匠去看，果见亵渎不堪。问其家人，备说始末，且曰：“若出纸笔之资，情愿与汝，以为两便。一者免诸经亵渎，二者深有益于贵教。”即与银八两，请运至山，查其数目，已失其半。[③]
这部《道藏》的发现显然纯属偶然，清顺治年间，即墨马山全真龙门派道士李常明重修马山庙宇，从琉璃瓦匠口中得知颜神镇任氏收藏有一套抄本《道藏》，于是便派马山道士贾太素前往查看，最后以八两银子的价格购得这部残损过半的抄本《道藏》。按照李寅宾《马山志》的记载，马山道士发现并购买这部《道藏》的时间是清康熙十三年（1674）之前，鲁太璞《重校马山道藏目录序》提到：
至康熙十三年岁次甲寅六月六日，晒阅诸经，见其套帙坏滥，卷目颠倒，有足伤者。
又李寅宾《重校马山藏经目录序》云：
自创基以来，年逾七级，世阅三朝，其经如故，而门墙衣钵，乃日新月盛而岁不同。
[④]李寅宾以上《序言》撰于清雍正十年（1732），上推70年，则为清顺治十五年（1658），购卖抄本《道藏》的马山道士李常明是顺治五年（1648）来到马山，其完成修建马山诸宫观的时间为顺治十五年（1658）。[⑤]以此推测，李常明购抄本《道藏》的时间应该在顺治五年（1648）至十五年（1658）之间。
李常明是清初山东著名全真道龙门派高道，山东即墨马山全真道场的开创者。李寅宾《马山志》所收《泥丸师祖传》对其生平事迹介绍颇详，其云：
师祖姓李氏，讳常明，济南府阳信县美化乡红门李家庄人也。少慕玄虚，当明之末，弃家远游，至青州白云洞，遇异人宋真空，而师事之，遂入道尽得其术。
按照以上记载，李常明是济南府阳信县（今山东省滨州市阳信县）人，号泥丸，明末出家于青州白云洞，拜宋真空为师。据《铁刹山志》记载，青州白云洞所传的一支全真道龙门派开派祖师是任道安，为龙门派第一代，接下来是郭德真、周通乾、司玄乐、李静一、宋真空，李常明为第七代传人。清顺治五年（1648），李常明来到即墨马山，在这里他遇到了全真道士王真成。王真成为李常明的师叔，师承青州白云洞李静一，与李常明的师父宋真空为师兄弟。《王仙师传》云：
王仙师者……我国初寓于即墨，李师东游，闻而谒之，以宗派相同，遂以师礼事之，迎居马山。盖师祖之友师也，后在平度州羽化。师祖曰：‘王师别无弟子，仙蜕之藏，我之事也。’遂迎其柩以来埋之院中，建塔其上，而刻石像于其中，以张师（即张守皂——引者注）配焉。
正因为有这样的师承渊源，所以李常明对王真成“以师礼事之”，两人一起留居即墨马山，共同开创了马山全真道龙门派道场。
马山又称马鞍山，位于即墨县城西十五里，原有玉皇、真武、金山大王等庙，而且“高人隐士，多栖其间”[⑥]，比如，明万历年间，仙姑刘贞洁便曾修道于其中。但在李常明到来之前，马山道场已“岁久荒芜，断瓦颓垣，没于寒烟衰草间。又多獾狼巢窟，毒虺狐孽，时有光怪，祟及居民，殆非人所处也。”[⑦]李常明到来之后，便开始重修庙宇，清蓝润撰《马鞍山建庙碑记》云：
时顺治五年戊子也。行至信村，望马鞍山胜概，众善友接引而上。层峦叠嶂，彷徨四顾，非复人境，遂止焉。昔之庙舍，皆颓垣败壁矣。人言此山，多牛鬼蛇神，妖魔之所聚也。常明兀坐其间，凝神定气，凡旬日未见伺之者。于是立愿募化，相形度势，揆时它徒，开山筑涧，垒石砌基。创修者：玉皇上帝、三元大帝、三圣、救苦、斗母诸殿。重修者：关圣帝君、大王之神、泰山行宫、佛祖诸殿。东至牛王庙，南至大路，西至磨石沟，北至姜家阡。越数年告成。[⑧]
以上说明，经过数年时间，李常明不仅修复了马山上原有的殿堂，而且还新建玉皇、三元、三圣等殿，使马山道场初具规模。李常明的功德不仅仅限于马山，而且还远播山东胶东各地，《泥丸道人李老师碑序》云：
嗣是修滨都宫于栖霞，造端阳于莱阳，起崇德于平度，建龙宫于新河、店口二处，且除道成梁，所在多有。而其巨焉者，惟辟蹬于文登福仙岭，立桥于五龙诸津，变峭岩为坦途，视汪洋若沟洫。不世之功，计日而成。
李常明培养了大批全真道弟子，直接师承李常明的龙门派第八代弟子就有14人之多，其中包括东北全真道龙门派开创者郭守真，全真道龙门派在其所开创的马山道场共传承了19代，即自第七代至第二十六代。
李常明不仅道行高超，功德卓著，而且还继承了自全真道祖王重阳以迄全真七子以来的优良传统，非常重视全真道士文化素质的培养与道门典籍的整理与保护，他自己曾著有《玉帝真言》、《道门清规》等，《圣真遗训序》云：
厥后道门清规一章，并俳语六句，乃师祖亲笔所传，吃紧为人处也。辞严义正，俨如烈日秋霜，非开山人不能造此语，非修行人不能守此戒。
他购卖任氏所收藏的乾元观《道藏》抄本便与此有关，《泥丸师祖传》云：
性好经典，所刻皇经及三元功课等板策，皆亲手校定，端楷详密，绝胜他家。闻颜神任氏家，有抄录藏书千余卷，不惮烦费，购之至山。其笃嗜可知矣。
马山道场修复工程完成后，李常明在山东半岛的影响力日益增强，成为了胶东地区家喻户晓的全真高道，但他心中一直有一个遗憾，即马山道场虽然声名远播，但却没有一部《道藏》，他曾想进京请《藏》，但因为“兵燹之后，经板失落”等原因，此心愿难了。恰在此时，听说了任氏所藏《道藏》抄本之事，便立刻派人前去购买，遂使这部由茅山乾元观流出的残缺不全的《道藏》抄本，最终流落于即墨马山。
三、马山道士对《道藏》抄本的保护
李常明从青州府颜神镇请来《道藏》之后，“查其数目，已失其半”。明万历二十七年（1599），神宗颁赐乾元观的《道藏》为《正统道藏》，但后来神宗又曾颁赐道经给乾元观，所以乾元观的《道藏》究竟是《正统道藏》，还是全部的明《道藏》。任氏抄写《道藏》时，是否全部抄录，因史料缺乏，已不得而知。加之，任衡文去世之后，其家道衰落，子孙未对这部《道藏》加以很好的保护与收藏，遂致使李常明派人购买回来的只是一部残缺不全的《道藏》抄本。
《道藏》购至马山后，李常明只是简单地清点了一下数目，并没有详细查对与修补，就先存放了起来。到了清康熙十三年（1674），马山道士鲁太璞与蒋清山才对这部抄本残《藏》进行了详细的查对与简单的修补。鲁太璞《重校马山道藏目录序》云：
至康熙十三年岁次甲寅六月六日，晒阅诸经，见其套帙坏滥，卷目颠倒，有足伤者。于是本山道士鲁太璞、蒋清山二人，相与洒扫静室，焚香查验。修补既毕，同当家刘太德、殿主孙清域，三面点数，实得二百九十四套，共一千五百二十一本。安置经柜，永远镇山。
鲁太璞，籍贯不详，清初马山全真道士，属龙门派第九代传人。对于蒋清山的生平事迹，清同治《即墨县志》卷十二《释道》云：
蒋清山，字云石，江南人。自幼出家，住劳山百福庵，号烟霞散人。好读书，工书能文，修真养性，行谊高洁，胡峄阳引为友。及老无病沐浴更衣而化。
因马山收藏的《道藏》抄本损坏残缺严重，鲁太璞与蒋清山于康熙十三年（1674）对其进行了修补，并对残《藏》加以详细清点，发现当时只存294套，1521本，残缺已至半数。鲁太璞、蒋清山二人的这次所做的工作，只是就残损处加以修补，并没有补齐缺损的部分。因此，所谓“安置经柜，永远镇山”的也只是这数量为1521本的残《藏》。对于这一点，鲁太璞在《重校马山道藏目录序》中也曾提到，其云：
在山道众，幸遇太上之法录，得览真圣之灵书，惟愿同持戒律，各悟玄机，诵四辅文章，穷三洞宝典。半藏之中，包藏不尽，岂可以其不全而忽之哉！
因这部残《藏》其来之不易，而且曾经历多重波折，正如后来李寅宾所云：
此藏之来，自茅山而颜神，自颜神而马山，远者千余里，近者数百里，购致装运，曾不为难，而况其尤近于此者乎！
因此，马山道众对其极为珍惜，不仅派专人看管，而且还制订了详细而严格的借阅制度。鲁太璞《重校马山道藏目录序》云：
如有好道之士，请看藏书者，当令写一请帖。云：‘某人请某经、某号、某本，某日请云。’先递于守藏之人，然后施礼查明交代，苟非其人，断不可轻使请去。倘有失落，守藏照数赔补。此丛林之定规也。各宜小心灯烛，谨慎供奉，乐法爱经，当得福果。
按照以上记载，马山道士要想借阅《道藏》，需要经过一套繁琐的程序，先是提出申请，申请中要写明想借阅的经典的相关信息与借阅日期，经守《道藏》人的详细考察，在确定该借阅人可靠的前提下，方才借阅于他。守《道藏》人在其中承担着很大的责任，他不仅负责借阅人可辈性的审核，而且还要承担一定的风险，因为借阅人若在阅读过程中使经典受损或丢失，守《道藏》人要照数赔补，可见其责任之大，亦可见马山道众对该《道藏》的珍视。
鲁太璞《重校马山道藏目录序》中没有提到，实际上，为了更好地保护这部抄本《道藏》，也为了便于查阅，鲁太璞与蒋清山康熙十三年（1674）在修补与清点《道藏》时，曾经编写过一部马山《道藏》目录，这从鲁太璞所撰《序言》的题名中就可以看出。到了清雍正十年（1732），李寅宾在《重校马山藏经目录序》中又提到此事，其云：
自创基以来，年逾七级，世阅三朝，其经如故，而门墙衣钵，乃日新月盛而岁不同。信乎，经之无负于人也。顾犹有可议者，录前既著三洞四辅之目，而录乃不依其伦，使观者有躐等之失，一也。藏中一本两本，不成套数者，此当附于前号之后，或冠后号之前，方为得所。今乃强配甲庚，越次填补，二也。三洞秘旨，传授非轻。金羊银雁，以质其心；对斋立誓，以致其诚。轻泄则殃及于九祖，漏慢则受考于冥官。圣戒凛然，足森毛骨，非如文章子史，可以往来借观也。若乃不论高卑，概许人写贴请去，俱沦阿鼻，两陷风刀。此不可之甚者，三也。
在李寅宾看来，马山《道藏》的编目与管理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不足：其一，鲁太璞在编目时虽然标明了是按三洞四辅来编的，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却没有严格执行，所以出现了一些问题。其二，李寅宾认为，对于那些因残损而不成套数的经典，应该严格按照完《道藏》的排列顺序，附在前号之后或后号之前，但鲁太璞在编目时并没有这样做，而是“强配甲庚，越次填补”。其三，马山《道藏》的借阅管理制度有待进一步完善。虽然在我们看来，马山已经制订了相当严格的《道藏》借阅制度，但在李寅宾看来，仍然存在问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他认为，马山守《道藏》人对借阅人的审查不够严格，《道藏》作为“三洞秘旨”不能轻传，“轻泄则殃及于九祖，漏慢则受考于冥官”，所以对借阅人的审核不能仅限于此人是否可靠，是否能保护好经典，而是应该严格考查借阅人的品德与道行，以确定他是否有资格借阅《道藏》。这一点的提出，李寅宾极有可能参考了崂山太清宫《道藏》的《阅藏规则》，其中除了以上鲁太璞在《重校马山道藏目录序》中提到的借阅规则外，太清宫的《阅藏规则》还多了如下两条：第一，“检阅藏经，谨按丛林之规定，各宜小心灯烛，谨慎供奉。每日焚香焚表，沐浴斋戒，朝拜顶礼，衣冠整齐，净洁严肃，无分道侣俗家善士人等，及本宫道众，一律行之，均宜在宫内检阅，不准携册他处。”第二，“苟非其人，不可轻使请出。”[⑨]以上两条规则充分强调了《道藏》的神圣性，并不是随便就可以借阅的，借阅人借阅前不仅要首先执行斋戒沐浴等仪式，而且还要具有极高的品德与相当的道行。
藉于以上三条原因，尤其是前两条原因，李寅宾便利用其流寓即墨、常住马山的机会，对鲁太璞所编的马山《道藏》目录进行了重校与订正，其在《重校马山藏经目录序》中云：
寅宾流寓于此，蠹窃常住，以夙世之良缘，窥三天之琼笈，虽微妙难观，而科律之易晓者，未始不粗悉一二也。考较之暇，别为目录一通，按白氏旧本列之，其有不可示人者，则下书一秘字。余悉如故，非敢与鲁氏相戾，聊补其缺略云尔。
显然，李寅宾利用住在马山道观中的机会，通读了马山所藏抄本残《道藏》，并“别为目录一通，按白氏旧本列之”。由“别为目录一通”可知，李寅宾的《道藏》目录，并不是在鲁太璞的基础上修订、补充而成，而是重新编订的，其根据是“白氏旧本”，这里提到的“白氏”应该是指白云霁。白云霁，字明之，号在虚子，上元（今江苏南京），明代道士，明天启六年（1626）撰成《道藏目录详注》。以上提到的“白氏旧本”即是指《道藏目录详注》。通过详细对比，李寅宾列出了马山《道藏》的情况，对于所缺的卷次与卷数也作了详细交待，最后在《重校藏录后叙》中总结道：
诸部之中，其本文所缺，不过三五号耳。“灵符”、“图录”，散见诸经法中；“玉诀”则度人生神，“道德”、“阴符”、“大洞参同”等注，又尽有之；“戒律”所缺亦无几；而“威仪”则金书黄录备矣；“记传”、“赞咏”、“表奏”，观之不胜观也；“大法”只缺“清微”一派，其余若“灵宝”、若“五元”、若“天心”、若“净明”、若“神霄”，班班可考。扩而充之，即彼此未始不相通也。术技虽多，不出四种：曰内丹、曰医药、曰外丹、曰占卜。藏中言丹术者，繁冗极矣。医则幸有《内经》，不失其《本草》。《方书》及《六壬》、《太乙》言数之文，不遗一卷。岂非小道易上而好者众，故攘窃之多欤！至于圆光附体、考鬼炼将，以及韩非之刑名、孙武之兵法，皆玄门之稂莠也。有之亦当付火，无之何足惜哉！若医卜两术，有好之者，其书因易购矣！
虽然李寅宾因受儒家思想影响，对道教中的某些内容存在偏见，但他上面这段话却基本上反映出了马山《道藏》当时的基本情况。经详细对照李寅宾马山《道藏》目录与白云霁《道藏目录详注》，笔者发现，马山《道藏》残存部分中有一些经典属于《万历续道藏》，这也印证了前面的推测，《万历续道藏》完成之后，明神宗确实又曾颁赐一部给乾元观，这样一来，乾元宫所藏《道藏》为完整的明《道藏》。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即乾元观所藏《道藏》只是《正统道藏》，任衡文在抄录了乾元观所藏的《正统道藏》后，又从其他地方抄录了《万历续道藏》。至于当时真实情况如何，有待于进一步考证。
李寅宾在校订完马山《道藏》目录后，产生了补齐这部抄本残《藏》的想法，其云：
今鳌山之太清、黄石二宫，栖霞之太虚观，圣水之玉虚观，去此皆百余里，苟有一二同志，相与请诸其人，抄写数年，补完此书，亦玄门中一有功弟子也。吾欲身任此事，不知天人之助我否矣！
要补齐马山《道藏》，就需要有一部完整的《道藏》作为抄写的样本，经过考察，李寅宾探知当时山东半岛存有四部《道藏》，即崂山太清宫与黄石宫、栖霞太虚观、圣水玉虚观。据元李道谦编《七真年谱》记载，金泰和七年（1207），元妃曾分别向太虚观与玉虚观施《道藏》一部，其云：
泰和七年丁卯，长春真人年六十。元妃施道经二藏，一驿送栖霞太虚观，一驿送圣水玉虚观。
元、明两代是否曾颁赐《道藏》于栖霞太虚观与圣水玉虚观，因史料缺乏，已不得而知。假若金代以后以上两观未曾再获赐《道藏》，那么，这两个道观所藏的就应该是《大金玄都宝藏》。因元代以后，太虚观与玉虚观逐渐衰落，加之几经战火，元妃所赐《道藏》当时是否仍然存在，尚未可知。李寅宾很可能是从文献上获知这两个道观藏有《道藏》，并没有做实地调查。崂山太清宫《道藏》是明神宗于万历二十八年（1600）颁赐的，为明《正统道藏》，而非完《藏》。至于李寅宾认为崂山黄石宫也藏有一部《道藏》，这可能是一个误解。万历二十八年（1600），在崂山全真道士耿义兰的提请下，明神宗颁赐太清宫《道藏》一部，并命太清宫道士贾性全护持，但耿义兰并不是太清宫道士，而是黄石宫道士，李寅宾极有可能因此而误认为黄石宫也有一部《道藏》。虽然李寅宾补齐马山《道藏》的想法是好的，但是，正如上面所说，马山所藏抄本《道藏》近半数已缺失，若要补齐，就等于要重抄半部《道藏》，这是一项非常巨大工程，需要大量财力与人力的投入，仅靠李寅宾一人之力完成起来相当困难。至于最终李寅宾是否实现了补齐马山《道藏》的心愿，以及马山《道藏》后来的命运如何，因史料缺乏，已不得而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