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物”说虽然最早是由《礼记·大学》篇作者提出，但是北宋以前它只含有道德修养论意义。从北宋二程开始，程朱理学才第一次赋予格物说以道德论和认识论的双重意义。它既承认“反省内求”的人文道德精神，也肯定“求于外”的科学理性精神，是两者的有机统一。程朱所谓“格物”，用一句话说，就是“即物而穷其理也”，要求人们在“接物”中，不但“求其理”，肯定外物之理的客观实在性，承认由外向内的认识路线，这无疑具有鲜明的知识论的价值取向，同时，程朱还承认人对外物的认识过程，既不是“只格一物便通众理”，亦不是“必尽穷天下万物之理”，而是“今日格一物，明日又格一物，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这是一个由感性到理性的辩证发展过程。他们认为，如果“格物”仅停留在“若只言天之高，地只是深”的表面现象，那就失去了人的认识意义，要求在感性基础之上进一步探究“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显”，“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所以明理也。”（《河南程氏遗书》卷二十五）这完全符合人类对外在事物及其规律的认识过程。从程朱承认“外物”的客观实在性、肯定人对外物的认识是一个由表及里、由粗至精、由浅入深的发展过程以及强调“悟”在认识过程中的飞跃作用来看，程朱的格物说内在地具有科学理性精神，是勿庸置疑的。

　　正因为程朱的格物说含有外向性的科学理性精神，所以明清实学家的格物说除了含有内向性的道德修养外，还着重发挥了程朱格物说的科学理性精神，大力提倡“实测之学”。他们以程朱格物说的科学理性为指导，主张广泛地考察与研究自然现象及其规律，使之成为推动明清时期古典科学发展的思想动力。王廷相是明代最伟大的哲学家之一。他从“物理不闻不见，虽圣哲亦不能索而知之”的思想出发，从认识论角度发挥了程朱格物说的科学理性精神。他在《策问》一文中回答什么是格物时，一连提出了二十四个“疑而未释”的“物理”，如“天之运，何以机之？地之厚，何以载之？月之光，何以盈缺？山之石，何以剞侧？经星在天，何以不移？海纳百川，何以不溢？”等。从这些提问看出，王廷相所谓“格物”，主要是指人对外界事物客观规律的观察与探索而言。他认为天地山川、日月星辰都客观地存在有“物理”，人“不可习矣不察也”。在他看来，只有通过“耳目所及”，广泛地接触与观察客观事物，才能“通于性命之故，达于天人之化”，获得对“物理”的理性认识。正是基于这种科学理性认识，他通过“仰观星日霜露之变”，“俯察地理之象”，“昆虫草木之化”，对上面提出的问题作出了回答，使他成为一位卓越的科学家。他依据浑天说理论，认为昼夜现象是“日远而晦，日近而明”所致；太阳并无出入，只是“以人远不见，如入地耳”。他认为天所以“运而不息”是“天乘夫气机”所致；地所以不隘是“地浮于窍虚”所致；海所以不溢是“四海会通，地浮于上”所致；陨石雨是“星之光气”所致；“日之食，彼月掩之”，“月食日，形体掩之也”。在云、露、霜、电、雹、霾和四时的成因上，他以气学观点作出了近乎科学的说明。在地理地质学上，他认为地球是“水火凝结，物化糟粕而然”，“山是古地结聚”而成，平原是“水土之漫演”而成，岩石是“土之结”；原生矿物是“金气郁热，化石成矿。”他还对各种动植物作了大量的观察与研究，修正了中国古代物候学的一些错误，补充了一些新的科学成果，从而丰富与发展了我国古代的科学思想，为中国古典科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继承与发挥程朱格物说的科学理性精神，把“医者贵在格物”（《本草纲目》卷十四《芎穷》）作为自己一生从事本草学研究的指导思想。李时珍所谓“格物之学”，主要是从认识论意义上立论的。他说：“虽曰医家品药，其考释性理，实吾儒格物之学。”（《本草纲目·凡例》）这一诠释，显然是承袭了二程的“古之人穷尽物理，则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则成何性”（《河南程氏遗书》卷十五）的思想。正是在程朱格物说的这一科学理性思想指导下，他通过“搜罗百氏，采访四方”，足迹遍于数省，广泛地采集各种草木矿石标本，亲自解剖动物，检验民间医方。在广泛实践与大量感性知识基础上，“察其良毒”，“考释性理”，终于写成了《本草纲目》这一不朽的医学巨著。按照“即物穷理”的归纳方法，他建立了三界递进的本草演释体系，从而为中国本草学的发展作出了划时代的历史贡献。

　　通过对明代王廷相、李明珍的科学成就与程朱格物说之间关系的阐述，可见程朱格物说的科学理性精神，不仅从人生价值取向上把大批士人从单纯的自身道德修养转向对外在世界及其“物理”的探讨，而且在方法论上也为中国古典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条正确的认识路线和途径。如果不能把大批士人的精力从内在的道德修养转向外在的科学探索，并且为这种科学探索提供一种正确的认识方法，明清古典科学的发展是不能想象的。程朱格物说的科学理性精神以及它对中国古典科学发展的推动作用是不应忽视的。

　　明清实测之学除了中国传统的古典科学外，还有从欧洲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从明中期以后，随着“西学东渐”和实学思潮的高涨，不但进一步拓宽了程朱格物说的科学内容，而且进一步把中国古典科学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结合起来，使它成为中西方科学思想的契合点，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明清实测之学的发展。

　　明代著名实学家徐光启面对“西学东渐”的现实挑战，在“补儒”、“合儒”思想指导下，大力提倡“格物穷理之说”，并在它那里寻找到了中西方科学的衔接点。在徐光启那里，“格物穷理之说”既含有中国古典科学的内容，如天文、地理、律历、数学、动植物学、机械力学、生理医学、农田水利学等，同时也大量地吸收与容纳了当时由耶稣会士传入的“西学”，主要是以“象数之学”为基础的“格物穷理之学”，包括有天文气象学、测量学、水利学、机械力学、舆地测量学、医学等。徐光启在“格物穷理之学”中，善于吸取西学中的有用部分，用以补充、修正与发展中国古典科学。如他在主持修订明代《大统》历法中，按照他提出的“镕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指导思想，大量地编译西方的历法书籍，以西方历法的优点来补充《大统历》的不足，以西方科学思想来修正《大统历》的错误。《崇祯历法》就是一部中西方历法思想会通的科学结晶。徐光启编写的《农政全书》也是在实测的基础上，将中国古典农书与西方“农田水利之学”（如《泰西水法》）巧妙结合的成果。徐光启极称赞的《同文算指》一书，也是李之藻“因取旧术斟酌去取，用所译西术骈附”（《刻同文算指序》）而成的。

　　方以智作为明清之际的哲学家和科学家，深受“西学”的影响。他把人世间学问分成“宰理”（社会伦理道德学）、“至理”（通几之学即哲学）和“物理”（自然科学）三种。他所谓“格物”，也就是探讨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物理”）的“质测之学”。什么是“质测之学”呢？他解释说：“物有其故，实考察之，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类其性情、征其好恶，推其常变，是曰质测。”（《物理小识·自序》）就其研究对象而言，是“大而元会，小而草木螽蠕”的外在物质世界及其规律（“物有其故”）；就其研究任务而言，是认识与把握天地万物的内在规律（“推其常变”），鉴定其性质（“类其性情”），评品其优劣（“征其好恶”）。依据他对格物说的理解，对“宋儒惟守宰理”，“考索物理时制，不达其实”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他的“质测之学”集中地反映于《通雅》和《物理小识》中。在他的这两部著作中，既有中国传统的古典科学内容，如天文、地理、动植、矿物和医学等，同时也大量地吸取了“西学”内容。据美国彼得逊教授统计，仅《物理小识》一书援引的传教士的书籍资料就占5%，其中包括西方传入的历算、物理、化学、水利、火器、采矿、造船、仪表等。这也说明，方以智的“质测之学”（即“格物穷理之学”）是中西方科学思想的会通结晶。

　　清初理学家陆世仪在实学思潮影响下，对程朱的格物说重新作了说明，指出“格即精察也，物即随事也”，“格物”就是“随事精察”。由此出发，他着重地继承了程朱的格“草木之理”的“向外工夫”，认为人对草木“察其色尝其味，究其开落生死之所由，则草木之理皆可得”（《思辨录辑要》卷三）。他把天下的知识分成“可以不虑而知”的“心性道德”和“必待而知”的“名物度数”两类。在他的格物说中，虽然含有心性道德之学，但更强调向外的“名物度数之学”。在他所列的“当读之书”中，除了阅读《四书》、《五经》和宋儒的性理学著作外，还要求士人阅读中国古代的科学书籍和“泰西之学”。他认为西方的天文学、数学比中国“精密”，指出“西学有几何用法，《崇祯历书》中有之，盖详论勾股之法也。勾股法，《九章算》中有之，然未若西学之精”。在天文图中，中国的“浑天旧图亦渐与天不相似，惟西图可为精密，不可以其为异国而忽之也。”（《思辨录辑要》卷十五）在他所列的“水利农田书”中，除了中国古典水利农田书籍外，还包括含有西学内容的《农政全书》等。这说明，陆世仪所谓格物之学，也含有西学的内容，是中西之学合璧的产物。

　　清代康熙皇帝既是一位文韬武略的政治家，又是一位“留心格物”的科学家。《康熙几暇格物篇》就是他在日理万机之暇从事格物学研究的成果。该书除了讨论中国古典科学之外，还对“西学”有所介绍和评论。他对某些自然现象的观察与研究既广泛又精细，如“冰厚数尺”条详细记载了北极长年结冰现象；“达发哈鱼”条讲述了大马哈鱼的洄游现象；“食气”条描述了熊的冬眠现象；“定南针”条阐述了地磁偏角现象；“石鱼”条讲述了中生代狼鳍鱼化石；“鼢鼠”条记载了早已绝迹的猛犸象遗骸等。他也十分注重广泛调查与社会实践，并对某些自然现象作出了理论说明。如在“潮汐”条中，康熙不但记述了他亲自对沿海各地发生潮汐的时刻不同的社会调查，而且还“问及西洋人与海中行船者，皆不同”；在“地球”条中，康熙指出中国“自古论历法，未尝不善，总未言及地球”，“自西洋人至中国，方有此说而合历根。”在“瀚海螺蚌甲”条中，他以洪水之说解释了瀚海型地貌的成因。他还在北京中南海丰泽园内亲自试验与选育优良稻种等。

　　从上述徐光启、方以智、陆世仪和康熙的格物说的分析中，说明明清实学家的格物说在内容上已超出了中国古典科学范畴，不同程度地吸收与容纳了“西学”成分，皆为中西方科学思想的结晶。同时，他们在格物方法上也吸取了西方近代科学思维与逻辑方法，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由“由数达理”的思维方式，二是注重实验的“实测精神”。

　　明清实学家在中西学（特别是数学）的对比中，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科学所以落后，西方科学所以进步，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缺乏西方的“由数达理”的思维方式（即由把握事物的数量关系来发现自然客观规律的思维方法）所致。中国学者长期在经学思维方式束缚下，只注意儒经注疏、名物训诂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刻板僵化，往往忽视抽象演绎方法，只知其“法”（即对经验数值的运算方法），不知其“义”（即对数学原理的逻辑论证），从而阻碍了中国古典科学的发展。在明清时期，不管是李之藻的“缘数寻理”，“步步推明”的科学演释方法，朱载育的“理由数显，数由理出”的逻辑思维方法，还是康熙皇帝的“数以理神，理以数显”的“数理合一”观点，王锡阐的“因数可以悟理”的方法，尽管还未能最后取代中国传统的经学思维模式，并从中解脱出来，但是在格物方法上毕竟注入了近代科学的思维方式，为中国古典科学转向近代科学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极为重要的。

　　明清实学家深受西方“实测之法”思想的影响，在格物中，提倡实测精神，运用实测手段。这与中国古典科学的某些神秘性、直观性和主观性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徐光启极重“制器测天”，在农田水利上总是“手植树艺，试有成效，乃广播之”；清代医学家赵学敏设置药圃，亲自栽培与实验，撰成《本草纲目拾遗》；王清任多次到刑场、义冢等地解剖尸体，撰成《医林改错》等。这虽说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西方实验之法，但它毕竟含有近代实验科学的启蒙成分。中国古典科学如能沿着西方实测之法进一步发展，就有可能走向近代科学。

　　总之，在明清实学思潮和“西学东渐”的影响下，明清实学家在程朱的格物论中注入西方近代科学内容，提出了一些颇有价值的科学思想，撰写出了一批中西合璧的科学论著。在格物方法上，指出了中国古典科学“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的狭隘经验论的弊病，提倡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开创了“由数达理”、注重实验之法的科学之路，使程朱格物说具有近代科学启蒙因子，初步实现了中西方科学思想的结合，使之成为由中国古典科学走向近代科学的中介和桥梁，为中国古典科学向近代科学发展指明了方向。

　　从上述说明，程朱学派的格物说所蕴含的科学理性精神，不但是宋明古典科学发展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明清古典科学与西方近代科学的衔接点，是中国古典科学走向近代化的重要突破口。中国现代科技的发展不只是借助于西方科学，同时也可以从中国格物说中寻找到它的内在根据。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大力推行“科教兴国”方针，努力促进现代科学技术的长足发展，才能使中国早日跨进世界科技强国之林，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