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1898－1981），经学史家、教育家，浙江瑞安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国文部。历任北京高师附中教员，厦门大学教员，商务印书馆编辑、《教育杂志》主编，安徽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暨南大学教授、史地系主任，开明书店编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辞海》副主编等职。著有《孔子》《朱熹》《群经概论》《中国现代教育史》《中国学校制度》等。

　　学术上的周予同始终是那个锋芒毕露的战士——以史学为解剖刀，他去除了经学的光环，使其成为手术台上客观的研究对象；在浩瀚的古籍里去伪存真，他还原了孔子和儒家经典的本色，卸下了历代专制政府遮盖在其上的意识形态面纱，以“廓清旧日思想之途径，使后来者不致多走错路”。

他把旧中国的病症归咎于教育，希冀着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来改造社会

　　在从事经学史研究之前，周予同和那个年代的许多有志爱国青年一样，首先走上了一条“教育救国”的道路——他把旧中国的病症归咎于教育，希冀着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来改造社会。

　　这一学术旨趣的形成与他坎坷的求学之路不无关系。1898年，周予同出生于浙江瑞安一个贫寒的前清廪生家庭。1916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之所以千里迢迢北上求学，是因为这是当时为数不多的为“穷学生”敞开大门的学校。师范学校提供膳食、免除学费，即便这样，他的几位才高志大的中学同学，还是因经济拮据而放弃深造。切身的经历让他意识到，绝大多数的穷苦人民没有受教育的希望，痛感于当时学校制度的不平等，他想要去研究原因。

　　很快，周予同清醒地认识到当时社会制度的不平等，“所以在这种社会上建设的学校制度也跟着不平等”，正是抱着这种改造教育必须先改造社会的渴望，他投身于浩浩荡荡的五四运动。澎湃的新思潮激荡着周予同和其同伴们的心，他们在北高师先后发起励学会、工学会、平民教育社等组织，创办《教育丛刊》《工学》等杂志，从事印刷、木刻、办夜校等活动，天真地进行“工读主义”的实验，试图通过自身的努力，造就出一个平等的社会。他结识了一批进步青年，其中有毛泽东。怀着教育民众、改造社会的热忱，19岁的周予同写下了这样的诗篇，并在行动上化作了五四那一天的激愤：“今我是活泼泼的青年，扫却了悲观和闲愁；本着这肃杀的精神，打破了糊涂的九州！放出了万千的狱囚！”

　　经历五四运动之后，周予同想要改造旧式教育制度的信念更加坚定，“再也不能走清末以来‘中体西用’的老路了”。1920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北高师毕业，毕业论文的题目是《我的理想的教育制度》。周予同对教育制度的思考有其历史语境，但哪怕放在今天来看，他在当时提出的那些理念依然是振聋发聩的：他批判科举制度的野蛮和扼杀人性，反对一切为了考试的学校教育制度；他揭露资本主义教育的伪善和势利，反对富有者阶层垄断教育资源；他提出应该吸收革命后的苏俄实行义务教育和大战后德国实行“能者升进”的免费教育的经验，在中国普及教育和实施终身教育，使教育成为改造社会的利器……这些思想主张，也成为他日后开展教育研究和工作的主旋律。

　　走出校门后，周予同辗转来到商务印书馆主编《教育杂志》，后又担任开明书店的编辑，他鼓励兴办教育，曾兼任了12所学校的校董。对周予同来说，从事出版工作同样也是为教育而服务：在商务印书馆期间，他就编过国文教科书；在开明书店期间，他与同样坚信“教育救国”的夏丏尊、叶圣陶共事，结下深厚友谊，他们以中小学学生和教师为对象，编写了一系列教科书和青少年课外读物，他们主张教育思想独立，要为学生提供“真的知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中学生》杂志。

　　作为《中学生》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之一，周予同的许多文章都刊载其中，包括他关于经学史研究的一系列论著，“经学史”和“甲骨学”这两个学科概念，也都是在他写给中学生的文章中第一次提出的。这本杂志影响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学子，其中就有周予同后来的学生、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他回忆说：“我小学是在农村读的，那时就通过这本杂志，认识到原来经学是这个样子，原来经学有它自己变化的一个过程……开明当年为中学生写的这些文章，超过了今天所谓的论文。”

“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已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周予同将研究重点从教育转向经学史，成为后来人们熟知的一代经学史大家？促使他发生思想转变的，依旧是疾风骤雨的现实。

　　20世纪20年代，当周予同在对旧式教育发起猛烈抨击、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时，有一种刺耳的声音却始终“死灰复燃”，那就是北洋军阀政府一再强迫学校添设“读经”课程。从当时的历史语境看，“读经”往往是军阀政府加强专制统治的手段，而周予同也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1926年8月，当孙传芳又强令东南五省学校添设读经时，他满怀激愤地写下了著名的《僵尸的出祟——异哉所谓学校读经问题》一文，呼吁：“经学之继承的研究已大可不必，而经学史的研究当立即开始。”他说，“经是可以研究的，但是绝对不可以迷恋的；经是可以让国内最少数的学者去研究，好象医学者检查粪便化学者化验尿素一样，但是绝对不可以让国内大多数的民众，更其是青年的学生去崇拜……”

　　现实的逼促之外，周予同立志要做的这项从历史入手来解剖经学来龙去脉的工作，也恰是当日学术界所需要的。在他看来，经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后，文史学的情况仍落后于现实。当时学界对待经学的态度有四种：一派主张“废弃经学”，大学时受老师钱玄同影响，周予同原先也趋向否定“经学”，但他认为应该进行历史的研究，不必高呼口号，而使打倒和废弃的理由了然于胸中。另一派则是“抱残守缺”的国粹家们，周予同认为他们不顾经学内部巨大的认识分歧，“经史不分，汉学宋学不分，今文古文不分”，盲目宣扬专经复古，这在当时非常普遍。另外两派则是延续了晚清经学的两大学派，或继承孙诒让、章炳麟的学派坚持“古文”；或宣扬廖平、康有为的论点，专主“今文”。这两派在当时大学讲坛上势均力敌。在他看来，主“今文”的对新事物较易接受，主“古文”的则对新事物每趋抗拒。所以，“使青年学人超脱传统的学派偏见”，在历史中客观、系统地溯清经学的本来面目和演变历程，是当时必要的学术思想工作。

　　但关于经学史的研究宗旨，周予同自己却始终是谦逊的，在1928年给顾颉刚先生的信里，他说:“吾人愚拙，于社会无他贡献，只能廓清旧日思想之途径，使后来者不致多走错路，枉费精神而已。”在晚年的《自传》中，他写道：“我是命定的不得已去研究国故学的人。我研究中国的经学与史学，主观上是要从思想上文化上清算长期的封建社会，绝不是恋旧、怀古，也绝对不想赶时髦。”这便是周予同研究经学史的态度。他说，这是自己对社会应尽的义务，结果一发不可收拾。到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为止，他发表的论著绝大部分都属于经学史范围，包括《经今古文学》《群经概论》《经学历史》注释本、《孔子》《朱熹》《经学史与经学的派别》《纬书与经今古文学》《纬谶中的孔圣与他的门徒》等等。经学问题是晦涩难懂的，但因为周予同的多数论著都是写给青年学生看的，他写得那样通俗清晰，而又饶有情趣，直到今天，依然是众多学习中国思想文化史青年的案头之书。

恪守一生的治学原则：研究历史应该“古为今用”，但必须“论从史出”

　　作为中国古代学术的主体，经学遗产无疑是庞大而复杂的——自从西汉统治者把儒学当作治国法典而立为官学，宣告它的正式诞生开始，“经”的范围越来越多，解经的注疏也越来越多，发展到清末，经部书籍在数量上已非常惊人，仅《四库全书》经部就收录了经学著作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万零四百二十七卷。但周予同正是从最基础性的整理材料入手，开始了他的经学史研究。

　　“先生认为，经学是封建时代统治学说的总称，但它决不是凝固的铁板，而是内部存在着不同学派的统一体，因此整理材料，首先应该注意经学的分派，求同，求异，决不能‘混’。”朱维铮这样说。那么，如何区分经学派别？周予同抓住了中国传统经学的中心人物——孔子，他认为历代经学家的一切分歧和争论，焦点便在于此。以此为标准，周予同将经学归为三大派，即“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的“西汉今文学”，“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的“东汉古文学”，和“以孔子为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载道之具”的“宋学”。

　　为什么孔子问题总是争论不休？在周予同看来，这是因为历代经学家们总是用个人的主观的孔子，来代替客观的真正的孔子。从历史的视角探讨孔子，他认为：“真的孔子死了，假的孔子在依着中国的经济组织、政治状况与学术思想的变迁而挨次的出现。”他赞同梁启超的说法：“孔子渐渐的变为董仲舒、何休，渐渐地变为马融、郑玄，渐渐地变为韩愈、欧阳修，渐渐地变为程颐、朱熹，渐渐地变为陆九渊、王守仁，渐渐地变为顾炎武、戴震”，以适应不同时代的政治需要。于是，面对经学遗产里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孔子”，周予同尽心尽力地，通过大量史料的爬梳，试图还原出一个真的孔子的轮廓——历史只证明，“孔子是一位实际的教育家，他是一位不得意的政治思想家，他是一位专研道德问题的伦理学家”。他还撇清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认为六经之所以与孔子发生关系，是汉朝实行尊孔政策，以六经为儒家所专有的缘故；另一方面，对于那些“假的孔子”，他特别挑出两汉纬谶中的假孔子形象来示众，因为他认为，在中古时代，孔子由人变成超人，变成救世主的神灵，其源盖出于此，从此，便被专制统治者当作了“宗教教义大全”；并且，他毫不讳言，纬谶家们给孔子穿上奇装异服的伎俩，以后不断在历史中重演。（参考：朱维铮，《中国经学史研究五十年》）

　　从上述周予同对旧经学的清算不难发现，他的切入点是现实性的。对于旧经学，周予同的态度是鲜明的，可是，在治学方法上，他是以“谨严”而著称的学者，他始终秉承着科学的态度，从整理材料入手，坚持“论从史出”的踏实学风，而不是光喊义愤的口号。正如他自己所说：“对于研究对象，首先不要先存肯定或否定或半肯定半否定的主观，然后在这古往今来，浩如烟海的文献中找论证来替自己的臆说张目……研究历史应该‘古为今用’，但必须‘论从史出’，牵强比附的影射，主观武断的类比，种种非历史非科学的方法，需要在学术界继续扫除。”这是晚年他在《自传》中对青年学生的忠告，也是他恪守一生的治学原则。

“他有良心，有人类的爱，有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人群服务的意向”

　　然而，历史巨变前夜的中国，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周予同的经学史研究也不得不中断，从抗战全面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前，他的著述寥寥无几。“崭新的社会正在临盆，这东亚的大地正在为阵痛而呼号而拘挛……现在已经不仅仅是说啊写啊的时代，不仅仅是组织的时代，而是要求行动的时代了！”他是这样呐喊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积极投入民主运动，成了闻名的民主教授。1946年，当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周予同在课堂上拍案而起：“他们要独裁就独裁，要专制就专制，何必还要讲什么三民主义？假如要杀我的头，那么没有法子，我本来就活够了。读书人就是这一点是可以顶天立地的。”随后，在中共上海地下党的帮助下，他与张志让、蔡尚思等发起成立了反对蒋介石独裁专制统治的团体——上海大学民主教授联谊会。

　　他还不遗余力地对青年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1937年，在一篇面对中学生的笔谈中，周予同不仅希望青年一代可以摆脱“士大夫的末运”，并痛切于自己一辈人的堕落：“眼看见一批一批的青年们以革命志士的姿态踏上抗争的路，而终于以腐败的官僚、政客、土劣的身价送进坟墓里去。甚至于借着一切可利用的幌子，在任何机关里，进行其攫夺的私计。变了质的士大夫的丑态真可谓扮演到淋漓尽致了！”他希望青年一代挺起脊梁，“变为知识分子或生产技术人员，对于国家民族有所贡献”。

　　终于，漫漫长夜过去，周予同和友人彻夜不眠地听了一夜的炮声，等来了上海解放的曙光。周予同的学术生活又重回正轨——解放初期，他担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副教务长，后兼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他重新投入经学史的研究，1959年，他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开设了全国大学中独一无二的“中国经学史”课程，悉心地培育学生。

　　多年后，学生陈根棣回忆起当时的课堂场景，印象最深刻的是周予同总能通过有趣的比喻，把深奥难懂的经学理论讲得引人入胜。如讲儒家学说的发展史，他用造房子来做比喻：儒学学说打地基的是孔子，砌墙壁的是董仲舒，最后由朱熹盖屋顶。又如谈到论文中“史”与“论”的结合，他说大体有三种形式：一种文章立论明确，史料扎实，史料和理论观点是融会贯通于整篇文章之中，好似鸡蛋糕，分不出哪个是鸡蛋哪个是糕。第二种在引用资料叙述之中，往往引用一些经典作家的话，但比较生硬，这种文章好比一盘鸡蛋炒饭，虽然拌在一起，但蛋和饭泾渭分明。还有一种论文，整篇文章都是诗云、子曰，史料不少，但观点模糊，好似一盘盖浇饭。他鼓励学生学会写好第一类文章。

　　在师生们的记忆里，周予同的与人为善、宽厚热诚也是出了名的。正如廖梅所说：“仪表整洁，谦逊平和，乐善好施，这几乎是师友学生对周予同的一致评价。他信奉‘大德不逾闲，小德出入可也’，只要人们不违背道德原则，小缺点可以原谅。他总是尽心尽力替人分忧解难，朋友临危，他更是挺身而出。他支持过困境中的周谷城，还介绍失业的赵景深到绍兴第五中学教书，帮助贫困交加的陈守实找到教席。”（廖梅，《春风中的烈焰——记历史学家周予同教授》）所以，很多人说，周予同性情温和，怎么看都不像当年“火烧赵家楼”的人。

　　但是，骨子里那个不卑不亢的周予同始终都在。尽管他在“文革”中遭受挫折，但那份学术信念始终未曾泯灭——拨乱反正后，晚年的他瘫痪在床、无法执笔，却仍然指点朱维铮撰写有关论文，并编辑自己的论著选集，想为中断了数十年的经学史研究留下一些火种。《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问世后，经学史研究再次迎来了春天，作为海内外研究经学史学者的必读书目，直到今天依然润物无声。生命走到尽头的这年，他口述了《周予同自传》，回顾了他一生的忧虑和主张，并为青年学者指点迷津、提出厚望。

　　“他有良心，有人类的爱，有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人群服务的意向。他注重品性，尊敬学问，看不起投机取巧的家伙，看不惯装腔作势的派头。”这是周予同曾写下的自评，也是他用尽一生诠释的，“没有变质的士大夫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