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传》七种十篇的作者及形成时代，宋以前毫无疑议，均认为是孔子所作，自欧阳修作《易童子问》对《系辞传》为孔子所作提出质疑后，清代崔述的《洙泗考信录》不仅认为《系辞传》非孔子所作，甚至认为其他六种均出于七十子以后之儒者。到了近、现代，学者们经多方搜求和考证，大多认为《易传》各篇非出于一人一时，其形成时代当在战国中期至秦、汉之际。近年来，随着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易》等材料研究的深入，似乎又逐步倾向于《易传》与孔子有直接的关系，其形成年代也有向前推移的趋向。我们认为，对古代典籍的研究，既不能不提出疑问、盲目信从，也不能一味怀疑、全盘否定。而应该根据其时代特点、成书惯例和具体材料，针对具体问题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研究，方能得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鉴于上述思考，本文拟依据《论语》原文及《易传》原文，就《易·大象》的形成时代及其作者做一点初步探究，以就教于方家。
一
关于《易·大象》，学术界一般将它的形成时代大体划定在战国中期。唯高亨先生作了大胆的推测：“管见以为十翼都写于战国时代，正如欧阳修所说‘非一人之言’，《彖》、《象》比较早些，可能在春秋末期。”①那么，高亨先生的推断有没有道理呢？下面我们先看两段文字：“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周易·艮·大象》)②“子曰：‘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③两相比较，我们发现，曾子的话，除了缺少一个“以”字外，其内容与《易·大象》完全一致。至于为什么缺“以”，主要是因为两者的叙述对象不同，其实质内容则完全一样。既然两句话完全一样，那么究竟何者先出，何者后出呢？
据杨伯峻先生《论语译注》里的考证，曾子即曾参(前505——前435)，为春秋末期至战国初期时人；《论语》一书的作者当为曾子及其门人，因该书孔门弟子唯曾参被尊称为“子”，其编著时间当始于春秋末期，成书则在战国初期。根据学者们的一般观点，《易·大象》为战国中期的作品。既然成书于战国初期的《论语》里出现了《易·大象》的原话，那么显然是《易·大象》引用曾子的话了。但是，为什么两句话完全一致？作为一个完整体系的《易·大象》怎么偏偏就只引用了曾子的这一句话？这难道仅仅是因为巧合吗？由此看来，究竟是曾子引用了《易·大象》，还是《易·大象》引用了曾子的原话，就成了一大问题。因此还需考察《易·大象》的作者究竟为何人？纵观《易·大象》的内容，无论从其表述方式上看，还是从其内容的前后一贯性上看，都应当是出自一人之手而不可能出自多人之手。既然曾子说出了与《易·大象》内容完全一致的话，在曾子之前又没有任何资料提到《易·大象》的有关内容，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易·大象》与曾子有关，然而，按照传统的观点，孔子曾作“十翼”，那么曾子的话当然是转录孔子之言了，《易·大象》的作者也自然为孔子了。但是，如果说《易·大象》即为孔子所作，又缺乏足够的证据：一是迄今为止没有确切的材料可以证明《易·大象》为孔子所作；二是《论语》里从未提及此事；三是孔子的有关语言中也没有与《易·大象》完全一致的话。当然《论语》里与《易·大象》所反映的思想观点相似的语言还是有好一些，但这并不能证明《易·大象》就是孔子的作品。相反，曾子不但有与《易·大象》内容完全一致的话，并且曾子在《论语》里的言行及思想与《易·大象》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极为相似。由此我们不能不联想到《易·大象》的作者很有可能是曾子。
从古代师承关系上看，曾子曾亲聆孔子教诲，老师的思想不能不影响到弟子，这也就是为什么《易·大象》的思想多与孔子在《论语》里的思想相近的原因。此外，孔子讲学的内容为“六艺”，其中本来就涉及《易》，老师的耳濡目染加之弟子的自我领悟，曾子对《易》有自己的感悟和理解，并将这些感悟记录下来也属正常之事。同时，在《论语》里，孔子曾对两位学生说过“吾道一以贯之”的话，其一是曾子，其二是子贡。原文如次：“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由此可见，在孔子的心目中，真正能够理解他的思想的学生大概不多，而曾子即是其中之一。曾子得到老师的思想精髓，并加以“简练揣摸”，借助《易》发而为言，写出自己的心得体会也是合乎情理的。再从古代的成书惯例上看，先秦以前，凡弟子之著作往往托名于老师，故曾子完成《易·大象》后署名孔子也当顺理成章。鉴于以上种种基本原因。我们初步判断《易·大象》形成于春秋末期，而其作者则很可能就是曾子。
二
在《论语》中，有关曾子的言行记录凡十五见。综观《论语》中有关曾子的言行，大体可以疏理出他的基本思想观点和为人处事的基本准则，拿它与《易·大象》的内容相比照则若合符契。
其一，恐惧修省的自我修养。《泰伯》篇有关曾子疾病的言行，可为这方面的代表。“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由以上内容不难看出曾子基本的人生态度，即为人处事要有恐惧感和忧患意识，并且在个人修养上要自始至终地坚持和把握。这种人生态度既是孔子思想的直接传承，也与《周易》全书所包含的深沉的忧患意识一脉相承。由此可见，曾子不仅深受孔子的思想影响，同时在自身研读《周易》的过程中也领受了其忧患意识的深深浸染。唯其如此，《易·大象》的内容才大多充满了深沉的忧患意识和恐惧感。如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否：“君子以俭德辟难，不可荣以禄。”颐：“君子以慎言语，节饮食。”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蹇：“君子以反身修德。”损：“君子以惩忿窒欲。”央：“君子以施禄及下，居德则忌。”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小过：“君子以行过乎恭，丧过乎哀，用过乎俭。”既济：“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未济：“君子以慎辨物居方。”等等。仅从以上内容已不难看出，《易·大象》的主导思想就是要求君子恐慎修省的，而这与《论语》里所反映的曾子一贯的人生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这难道能说是巧合吗？
其二，笃厚诚信的处事准则和谦虚谨慎的交友原则。“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学而》)“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泰伯》)“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颜渊》)以上篇章是曾子处事、交友原则的明确记载和反映。而这些在《易·大象》里同样得到了较为显明的体现。如蒙：“君子以果行育德。”小畜：“君子以懿文德。”大畜：“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咸：“君子以虚受人。”兑：“君子以朋友讲习。”虽然《易·大象》里的这些句子，不象前述恐惧修省方面的句子与曾子的思想表现得极为一致，但其基本思路是一致的。尤其是咸卦和兑卦大象辞的内容与曾子在《论语》里的表述简直如出一辙，只是表述方式不一样罢了。
其三，刚健有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君子作风。这一点，在《泰伯》篇有极为明确的表述，曾子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这种思想在《易·大象》里的最好体现是乾卦里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其次如蛊：“君子以振民育德。”晋：“君子以自昭明德。”升：“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这些无不与其积极入世、刚健有为的儒家思想和君子作风一脉相承。
其四，慎终追远、宽厚仁慈的政治理想。这种思想在《论语》里特别明显的表露有两处：一是“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学而》)二是“孟氏使阳肤为士师，问于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子张》)在《易·大象》里与之相对应的材料，最明显的莫过于坤卦里的“君子以厚德载物。”其他如师：“君子以容民畜众。”履：“君子以辩上下，定民志。”谦：“君子以裒多益寡，称物平施。”临：“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剥：“上以厚下，安宅。”解：“君子以赦过宥罪。”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狱。”中孚：“君子以议狱缓死。”这些内容明确体现了宽厚仁慈的为政理想。除了以上要求君子如何为政的，还有一些要求君王如何根据实际情况管理民众的，如泰：“天地交泰，后以财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观：“先王以省方，观民设教。”豫：“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无妄：“先王以茂对时，育万物。”这些内容虽然看起来与宽厚仁慈的为政理想有一定的距离，却明显包含着“慎终追远”的意味，同时与孔子所倡导的礼乐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这又从另一侧面说明了曾子与《易·大象》的密切关系。
其五，屈伸自如、临大节而不可夺志的士节。在《泰伯》篇里曾子对君子作过这样的评价：“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可见在他的心目中，所谓的君子就是临危不惧、见危致命、能屈能伸而又在关键时刻保持崇高气节的人。这种君子气节《易·大象》同样有极为具体的表述。如困：“君子以致命遂志。”大过：“君子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恒：“君子以立不易方。”睽：“君子以同而异。”鼎：“君子以正位凝命。”这些内容尤其强调了面对逆境时君子应当保持的气节与风范。尽管这些思想似乎与孔子的雍容大度略有出入，显得更为激烈，却与曾子所处时代的普遍心声正相合拍，又反证了《易·大象》的形成时代与曾子有直接的关系。
三
根据以上的比较分析，再考察曾子的性格特征及其立身行事。我们还会发现《易·大象》所反映的思想内容、行文方式与曾子的性格特征极为相近。在《论语》中，孔子对曾子的评价是“参也鲁”(《先进》)，即是说曾参的反应迟钝。按常理反应迟钝的人往往谨慎小心，故曾子“吾日三省吾身”，并且一生都以“恐惧修省”勉励自己。而这种谦虚谨慎、恐惧修省的思想感情则贯穿了《易·大象》的全部内容，当然这主要是由《易》本身的忧患意识所决定的，但我们也不能否认《易》的忧患意识与曾子性格中恐惧修省观念一拍即合的自然性。而当他用文字再解读文本时，那么也就不可能不带有文本及其个人思想意识的深深烙印。
其次反映迟钝的人往往做事过于认真勤勉，而过于认真则有欠灵活，显得死板。关于曾子性格上的这种缺憾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里也有所反映。吴起“尝学于曾子，事鲁君。齐人攻鲁，鲁欲将吴起，吴起取齐女为妻，而鲁疑之。吴起于是欲就名，遂杀其妻，以明不与齐也。鲁卒以为将。将而攻齐，大破之。鲁人或恶吴起曰：‘起之为人，猜忍人也。……’吴起杀其谤己者三十余人，而东出卫郭门。与其母诀，齧臂而盟曰：‘起不为卿相，不复入卫。’遂事曾子，居顷之，其母死，起终不归。曾子薄之，而与之绝。”④吴起为求名残忍地杀妻和杀谤己者，曾子不与之绝，只是因不尽孝道才与之绝，足见曾子的死板与恪守原则。认真、死板的人做事如此，为文当然不可能是洋洋洒洒、灵动多变的，只能是严谨有余而灵妙不足。而这种严谨、朴实、刻板的特点恰恰是《易·大象》的总体风格特征。《易·大象》六十四章，每篇均以“象曰”起首，很有点《论语》“子曰”的味道，而后是解释卦象，最后用“君子以……”或“先王以……”等要求君子或先王根据卦象应该如何去做。尽管这些要求的用语精到、概括性强，甚至不乏精妙之辞，但总体风格则显得过于刻板和整齐划一。
综上所述，无论从《论语》中反映出的曾子的思想，还是从《论语》和《史记》中透露出的曾子的性格特征，都在很大程度上与《易·大象》所反映的思想内容极为一致，而其行文风格又与曾子的性格特征是那样的合拍，再加上先秦时代的成书惯例和师承关系的影响。我们有理由做出如下初步判断，《易·大象》的形成时代当在春秋末期，而其作者则极有可能是曾子。
【注释】：
①高亨：《周易杂论》，齐鲁书社1979版，第36页。
②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疏：《宋本周易注疏》，中华书局1988版(《周易》原文均引自该书)。
③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版(《论语》原文均引自该书)。
④汉·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版，第216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