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作为老子哲学的继承者与发展者，延续了老子于天地万物中悟道的思维方式，并在自然山水中体悟到天地大美的境界。《庄子》一书中记载了庄子经常出没于山水之间：“庄子钓于濮水”，“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秋水》）“庄子游乎雕陵之樊”，“庄子行于山中”（《庄子·山木》）……庄子由衷地赞美山水：“山林欤！皋然欤！使我欣欣然而乐欤！”（《庄子·知北游》）“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庄子·外物》）可见，庄子对自然山水有一种特别的观照与体悟，这似乎揭示出自然山水或已成为庄子生命中一个独特的精神场域。

山水是庄子生命观的一个重要表征。庄子从“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秋水》）中意识到个体生命的渺小。面对个体生命的短暂这个残酷的现实，庄子发出了对人生短暂“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庄子·知北游》）的喟叹。在庄子生活的战国时代，不自由、不安全是当时社会的常态。所以，他一直在为短促的人生寻找出路，即如何在有限的生命中获得永恒。庄子在自然山水间体会到了永恒及生生不息的力量。他发现常居山水之中能够长生，可以实现“形神相守，长久之道”（《庄子·在宥》）。庄子还对居于山水中的仙人作了生动地描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不食五谷，吸风饮露。”（《庄子·逍遥游》）“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犹有婴儿之色。”（《庄子·达生》）这些成为道教人士入山求仙的重要理论依据，从而引发了道教的求仙实践。

的确，求仙的行为也普遍与山水有关，比如，道教的“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不就是现实生活中的名山大川吗？其实，在士大夫看来，山水恰是心中的玉山瑶池在人间的延伸，它体现了道家重生思想的实践。求仙的真正目的是为了生命的永恒和完善，为了实现生命本身的完满与幸福。道家认为，世俗之人所看重的富贵寿善、美服好色，并不能使人获得“至乐”。因此，远离“有为”的世俗生活，在“清静”“无为”“自然”的天地山水间终日得烟霞供养，使人忘怀尘世，涤尽俗虑，陶然物化，获得生命的快乐，进而参悟大化生机，实现生命的价值。在这种观念的推动下，“山水”成为古代文人追求生命终极意义的一种独特的精神境域。

山水是庄子齐物论的一个十分契合的比喻。对于人与自然万物的关系，庄子提出了“齐物论”。“齐物”之“物”是指世间的所有事物，包括人对事物的认识。庄子认为“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庄子·齐物》），世间事物的区分都是假的，都是相对的，一个事物相对于另一个事物来说，既是彼，又是此，没有彼，就不会有此。“以道观之，物无贵贱”（《庄子·秋水》），站在道的立场来看万物，就不会有贵贱高低之分。庄子为了强调齐物的观点，以大山与秋毫作比对，认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大山为小……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庄子·齐物》）这里，庄子有意消解经验世界的秋毫与大山的绝对差异，目的在于将人的心灵从锁闭的世俗观念中超拔出来，从宇宙的宏大视野上，消融了天地、万物与我，即主体与客体的对立关系，从而臻于主客一体的境界。这个境界也是庄子精神的一个维度。“天与地卑，山与泽平”（《庄子·天下》），不论高山与深泽，相对于覆盖其上的天空来说，是平等的。天与地没有天高地卑之分，高山与流水也没有高下之别。由此拓展开来，人世间根本不存在所谓此物与彼物的区分，那些彼此、是非、物我的争执都是人类自己制造出的封闭格子框住了自己的心灵。因此，以开放的心胸来观山水与我，能达至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

在了悟生命、物我齐一的基础上，山水进而成为庄子实现“逍遥游”的一个载体。庄子逍遥游的出发点是对生活及生命的热爱。他对现实生活充满了厌倦，对世俗矛盾斗争充满了反感，从而奔向“无人之野”，逍遥于“无何有之乡”，摒弃“与人为徒”，追求“与天为徒”的境界，把自己托付给自然山水，正是“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庄子·大宗师》）的超俗拔群的精神写照。因顺山水的春夏秋冬四季变化，是其精神超然宁静的最佳归宿。在自然山水间获得“独与天地精神往来”“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天下》）的光明、清澈的新境界，以超脱万物之流变，获得不朽之永存。这是一种“得至美而游乎至乐”（《庄子·田子方》）的审美追求。对于世间之人来说，在现实生活中要达到天地的境界，最可能的实现方式就是游心山水。这也是庄子投身山川江湖中做心理的狂欢，去寻找无拘束、无牵挂的精神自由的原因。游的主体是心灵，落实到行动上就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可以天下为哉”。（《庄子·让王》）这是庄子在现实中追求超现实的精神自由的一种方式。他说：“圣人者，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庄子·知北游》），“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庄子·天下》）。真正的圣人是能体悟天地自然之大美的人，在审美的意境中体达万物的真理，才能全面深刻地明察人生滋味。庄子本人也的确在山水间体会到了无限的快乐，他发自内心地抒发了对山林之间、水泽之畔生活的向往，并强调山水对于个体生命的好处是神人都无法企及的。可见，庄子在山水间可以实现其“逍遥游”的精神享受。

当然，庄子真正神往的“逍遥游”并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游山玩水，从本质上来说，“逍遥游”也并非人间社会的概念范畴。确切地说，它属于精神层面的逍遥适性，达至人生的自由之境，保持真正的自我。然而，对于具体的人世间而言，逍遥适性最合适的依托唯有自然山水，它块然而生，没有人为造作的成分；它纯而又粹，没有人间的尔虞我诈和是非纷争；它宁静和谐，没有世俗社会中的喧嚣、纷乱。这些都恰好契合了庄子思想中“道”的理想。“山水有清音”，故当文人们与现实相矛盾、抵牾之时，纷纷投向自然山水的怀抱，把它当作朋友，寻找精神慰藉。这就是庄子精神被后人发展成为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的逻辑的、历史的契机。山水成为了世俗生活中实现“逍遥游”精神最契合的场域。在庄子这一思想的影响下，山水也成为后代士人隐居生活的主要场域。《庄子》书中记载的伯昏瞀人、南郭子綦等人，都是道家隐逸之士的典型代表。庄子认为，隐就是“逍遥游”，“隐”实际上也是体道的需要，也是对老子“道隐无名”（《老子·四十章》）的发挥与实现。体道需要静观，在山水间有助于保有恬静的心态，进入“逍遥游”的境界。隐居山水，因而成为古代文人对生命价值自我肯定的一种独特方式。

陈鼓应先生在他的《老庄新论》一书中说：“庄子思想把人的生命安放到广大的天地中去寻找意义，使人的精神与外界宇宙无限地、自由地相联系、相结合；将人的精神从现实世界中提升到一种高度的艺术境界。”庄子思想对中国山水艺术的影响无疑是深邃悠远的。其主要原因在于：庄子的思想伴随着山水的出场而充满诗意的鲜活灵性，在纵情山水的审美境界中拓展了审美心胸，为后世游赏山水与山水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起了重要的引导作用，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庄子的影响下，山水之艺术精神超越了自然山水的物理时空，可以更自由、更广阔地存在于人们的心灵，实现生命意义的开拓和延展。庄子的山水观，成为了引领中国山水艺术发展的精神动力。可以说，没有庄子，也许就不会有中国山水文化艺术的美丽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