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医治疗的主要形式和手段，方剂是在辨证、立法之后，选定适当的药物与用量组合而成的。其结构一般包括君、臣、佐、使四个部分或四种角色，而君药无疑是其中的主角或核心，举足轻重，无可替代。尽管《内经》已对方剂中的药物分工做了明晰划分，对组方规制也予以明确限定，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方剂君药的认定标准却并不一致，时有异议，影响着理解与应用。兹就此梳理并抒己见，正于同道。

主病、主证者为君

“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这是《素问·至真要大论》对方剂中药物身份的界定。对此，后世医家几无异见，如李东垣曰：“主病之谓君，兼见何病，则以佐使药分治之，此治方之要也。”张景岳也言：“主病者，对证之要药也，故谓之君。”何伯斋进一步解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病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及引治病之药至于病所者，使也。”

而对于“主病之谓君”的疑义，主要在于对“病”的认识上。《内经》中提出的病名，不仅大都未作定义，而且对每个病的主要表现、病因、病机、诊断、治疗、转归、预后等，也缺乏完整、明晰的描述。至于“证”，仅在《素问·至真要大论》中有所提及，即“气有高下，病有远近，证有中外，治有轻重，适其至所为故也”（但学界大都认为唐代之前的《内经》并无七篇大论，因而可视为《内经》中并无“证”字）。这样就出现了《内经》所言之“病”与后世所言之“证”间的差异，进而也引发君药究竟是“主病”还是“主证”的争议。

中医学辨证论治体系的基本原则是“据证立法，依法组方”，做到方证统一。鉴此，《方剂学》教材把君药定义为“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这应是确认方剂君药的首要标准，也是必备条件。

对照这一标准，绝大多数方剂应该说都体现了君药与主证的一致。但由于对一些病证的认识有异，因而造成对一些方剂君药认定有别。如《伤寒论》中的理中丸，本为治疗霍乱而设，谓“霍乱，头痛发热，身疼痛，热多欲饮水者，五苓散主之；寒多不用水者，理中丸主之”（386条），“大病差后，喜唾，久不了了，胸上有寒，当以丸药温之，宜理中丸”（396条）。据方测证，本方为脾胃虚寒而设，功能为温中祛寒、补气健脾。但关于方中君药，或认为霍乱乃中焦虚寒之证，当以干姜为君；或认为本病为因虚生寒，当以甘补的人参为君。又如《金匮要略》中的肾气丸，分别用于主治“脚气上入，少腹不仁”“虚劳腰痛，少腹拘急，小便不利”“短气有微饮”“男子消渴，小便反多”及妇人“转胞不得溺”等，但其病机皆有肾中阳气不足，无力温化与气化，故可异病同治，以补肾助阳统揽建功。只是方中或重用熟地为君药，然其功擅滋阴补肾，与本方主治显非贴合；或以大辛大热之附子温阳补火，辛甘而温之桂枝温通阳气，协力共为君药，然其用量又似难堪君药重任。对此，《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 》解释道：“纳桂、附于滋阴剂中十倍之一，意不在补火，而在微微生火，即生气也……”

量大、力大者为君

除了主病对证外，药物的用量也是衡量君药的一个条件。如《医学启源》言：“用药各定分两，为君最多，臣次之，佐使又次之”；《脾胃论》亦曰：“君药分量最多，臣药次之，使药又次之，不可令臣过于君。君臣有序，相与宣摄，则可以御邪除病矣”。《类经》指出：“君者味数少而分量重，赖之以为主也。”《活人心统》说得更具体：“凡用药铢分，主病为君，以十分为率，臣用七八分，辅佐五六分，使以三四分”。

以量大为君的方剂很多，如麻黄汤、小青龙汤、麻黄附子细辛汤等中的麻黄，银翘散、仙方活命饮、五味消毒饮、四妙勇安汤等中的金银花，白虎汤、玉女煎等中的生石膏，补中益气汤、补阳还五汤、玉屏风散、归脾汤、黄芪桂枝五物汤等中的黄芪，六味地黄丸、左归丸等中的熟地，一贯煎、天王补心丹、炙甘草汤等中的生地，温脾汤、大黄牡丹汤、大黄附子汤等中的大黄，五苓散中的泽泻，黄土汤中的灶心土，乌梅丸中的乌梅，等等。

此外，李东垣还提出“力大者为君”。国医大师段富津也力倡此说，强调君药应“药力居首”，认为药力大者即为方中主帅，占据支配地位，主导着方剂的功用与主治。但药力之大小，除了取决于药量，还取决于药物自身特性与配伍。如大承气汤中的大黄，用量并非方中最大，但因其药力峻猛，能苦寒泻热，荡涤肠胃，推陈致新，为君当之无愧。再如龙胆泻肝汤中的龙胆草，用量在方中也不居首，然因擅泻肝胆实火、清肝胆湿热而为君。又如主治血淋、尿血的小蓟饮子中，生地虽养阴清热、凉血止血，且用量最大，但凉血止血之力显然不及小蓟，故理应以小蓟为君。

气味厚者为君

关于药性，中医有气味厚薄之说。如《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言：“阳为气，阴为味……味厚则泄，薄则通，气薄则发泄，厚则发热。”《医学启源》认为：“凡同气之物必有诸味，同味之物必有诸气，互相气味，各有厚薄，性用不等。”由此可知，气味厚薄也是药物之偏性之一，厚者强而薄者弱。为此，《药性论》提出了“以众药之和厚者定以为君，其次为臣为佐，有毒者多为使”，但《梦溪笔谈》认为“所谓君者，主此一方者，固无定物也……设若欲攻坚积，如巴豆辈，岂得不为君哉！”

关于君药的思考

综上所述，对于君药的认定，历代医家认识与把握的标准或角度时有不一，而每一种观点似都有偏颇，笔者以为以下几点都值得关注与商榷。

（1）关于君药的主病、主证，由于时代背景与认识角度不同，致使观点不一，《方剂学》中对于唐宋之前的方剂主治证，大都是根据现今的表达习惯、以方测证的结果，其间主观因素难以避免，是否制方者本意也未尽可知。

（2）由于中药多源于天然，其种类及药用部位、性味、功能、毒性与常用量大小等都有诸多不同，其间的可比性不强，且药物的量效之间有时并非正比关系，如大黄、附子、朱砂等小量即可取效，而生石膏、饴糖、酸枣仁等非大量则难以见功，故“量大者为君”并不能概全。

（3）产地、采集季节、炮制方法等，对药物的气味厚薄刚柔、作用部位、毒性大小等都有着实实在在的影响，致使虽为同一药物而功力大有不同，由此“力大者为君”的说法也大有疑问。

（4）一般而言，凡是以药物名称命名的方剂，方名药物往往是方中君药，如麻黄汤、桂枝汤、酸枣仁汤、藿香正气散、小柴胡汤、半夏泻心汤、黄连解毒汤、芍药汤等，但又不尽然，如炙甘草汤以生地为君，当归拈痛汤以羌活、茵陈为君，茯苓丸以半夏为君等。

（5）一些方剂制方者或出于对病证情势的判断，对所用药物采用了相同分量，如莫枚士在《研经言》中谓“古经方必有主药，无之者，小青龙汤是也”（四逆散中的药物也是等量）。后世制方效法者不乏其例，如朱丹溪创制的治疗六郁的越鞠丸等。若按“量大者为君”来衡量，其君药实难确定。至于《方剂学》中把麻黄、桂枝作为小青龙汤的君药，把香附作为越鞠丸的君药，只能看作是后世的分析推测。其实有不少治疗复杂病证，如内外合病、上下同病且寒热错杂、虚实夹杂者的一些方剂，如再造散、防风通圣散等，因药物各有所治、各司其职，对君药勉强裁定并非为妥，如再造散的君药就有黄芪与人参，桂枝与羌活，附子与桂枝、细辛等多种认定观点。

方剂中的君药不能靠“指派”而定，而是一定要有足够的“实力”，即能中肯綮、破症结，不仅要用量充足，还要最好能直达病所，如此才能力堪其任，名副其实。当然，考虑到病证的复杂性，在实际组方时，还要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既要遵循组方的结构与要求，又不能胶柱鼓瑟，在君药选定上过于拘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