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下“大医精诚”的唐代医家孙思邈，一生孜孜矻矻，“白首之年，未尝释卷”。他呕尽心血，撰写《千金方》，在医林中功绩赫赫。但他临终时，却遗令薄葬，不藏明器，祭祀无牲牢。在封建社会，“厚葬”几乎是约定俗成的礼仪。天子王侯，梓棺文诱，金缕玉衣，比比皆是。在此社会背景下，孙思邈提出“薄葬”，境界崇高，颇为难得。历代医家的遗嘱更多是为了发扬祖国医学传统，嘱其子侄、弟子认真对待医学和遗著。

金元四大家之一的李杲（字明之）独创补土派，著有《内外伤辨惑论》《脾胃论》《兰室秘藏》《医学发明》等。临终时，李杲把以上著述“检勘卷帙，以类相从，列于几前”，然后把他的得意门生罗天益（字谦父）叫到跟前，嘱咐：“此书付汝，非为李明之、罗谦父，盖为天下后世，慎勿湮没，推而行之。”李杲的遗嘱表明了一位医家毫无保留，将一生心血献给“天下后世”的宽广胸怀，实在令人肃然起敬！清代具有“温病学派宗师”之称的叶天士，历经学医的艰辛，开创了温病学的新途径。《清史稿》记载，叶天士临终时，谆谆告诫子孙：“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敏悟，读万卷书，而后可以济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是以药饵为刀刃也。吾死，子孙慎勿轻言医！”这条“遗嘱”是叶天士一生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他深知当医生要有真才实学，才“可以济世”，而庸医只会“以药饵杀人”。他担心自己的孩子徒鹜虚名，堕落为庸医，才如此谆谆告诫。这与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鲁迅临终嘱咐自己的孩子“宁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相似。医家的遗嘱还很多，如徐大椿临终时自拟两副对联，一副是：满山灵草仙人药，一径松风处士坟。另一副是：魄返九原，满腹经纶埋地下；书传四海，万年利济在人间。这些“遗嘱”，虽然往往是片言只语，但却能反映出医家的高尚品德，激励后辈勇攀医学高峰。